Page 137 - 《社会》2026年第3期

社会·2026·3

源于他认为大道才是“真实”的生活，并且乐观、由衷地相信这条道路正
确且遥远。
若说张幼亭以“白屋”确立了理念世界的真实，那么朱次庄则以一
种近乎殉道的方式， 确立了士人团体内部超越一般伦常等级的神圣友
伦。 朱次庄与金晦定交仅一年有余，但其生命最后的时光完全投入于
这一信仰共同体之中。 光绪十四年（1888 年），朱次庄遭逢父丧。 彼时，
平阳民风以“厚葬”为孝，竞相延请僧道做法，视铺张为体面。 在巨大的
人情压力下，朱次庄选择听从金晦教训，“一遵古礼，不牵于俗”（刘绍

宽，2022a：88）。 在旁人眼中，这是吝啬与不孝的怪诞行径，但在颜李学
士人看来，这并非是对师命的被动遵从，而是师生二人试图通过对“古
礼”的复归，在日益侈靡和伪饰的丧葬风俗中，重申丧礼“缘情制礼”的
道德本意。
更为激进的伦理突破发生在朱次庄本人病逝之际。 在其父丧同年
四月，朱次庄身患咯血重症，却在生命尽头选择脱离家族照料，前往金
晦家中养病，最终于次年正月初二殁于师门。 在乡民的传统观念里，死
于异姓之家往往被视为大忌或不祥，况且是在春节期间。 然而，金晦不
仅亲自延医，悉心调护，更为其扶柩归乡，葬于朱氏先人冢旁，并且不顾
乡党非议坚持“不延僧道”。
这种“生馆死殡”的极端做法，实际上打破了传统“以师为父”的等
级秩序，将师生关系转变为一种基于共通成圣意志的联结。 金晦与朱次
庄相识不过数月，但彼此之间不仅是授受知识的师徒，还是共同持守一
种道德真理的同志。 正如刘绍宽（2022a：88）痛挽时所言：“非夫子固不
能为次庄尽生馆死殡之谊！ 亦非次庄不足以辱夫子之为经纪后事交情
古谊！ ”这种“交情古谊”显然超越了俗常的人情，源自士人自觉对抗外
部风俗过程中所确认的某种具有神圣意味的团契誓约。
综合论之， 金晦与这群下层士人将温州近代商业畸变所催生的侈
靡风尚视为颜元所痛斥的败坏自然气质的“习染”，他们所提倡的敦本
返朴不只是一种复古姿态，而是对抗“习染”和确立道德自主的战斗“习
行”。刘绍宽以日课检摄身心，张幼亭以理念之真反观俗常生活，朱次庄
以“古礼”证成生死之谊，这些个人的修行选择实则构成了这一宗教团
体共同的、带有强烈纪律色彩的宗教生活样式。 这种生活样式意味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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