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8 - 《社会》2026年第2期

家庭变动中的反思性体认

工来补贴家用。 2016 年一个对 10 个移民村 804 户家庭的问卷调查显
示，搬迁前只有 10%的被访户收入主要来自务工，搬迁后这个比例超过
60%（王晓毅等，2017：4）。 这种变化的原因有两个。 一方面是耕地这个
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脱离了移民的直接掌控： 安置区的耕地并没有被分
配到户，而是由村集体统一流转给大户或农业公司经营，因此，移民人
均面积不足一亩的耕地仅为他们增加了一笔土地流转收入。 另一方面，
政府积极在安置区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搭建以大棚农业和纺织、食品
加工等轻工业为主的产业体系；同时，政府大力开展劳务协作，以闽宁
协作为契机搭建跨省的劳务输出通道 （王春光、 李保平等，2024：261-
288）。 在这种情况下，中青年移民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选择就近就业
或外出务工来增加家庭收入。 到 2023 年时，宁夏“十二五”时期搬迁安
置区移民的收入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区域内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
水平。 不过，新的生产结构基本剥夺了 60 岁以上老年人的劳动增收机
会，他们转而依赖子女的经济反哺和政府的兜底保障。
其次，搬迁还带来了移民生活空间样态的变动。 宁夏“十二五”时期
政策性移民多以整村整组的形式迁入临近城市及交通便利的安置区，
安置区内配套有卫生室、集市、幼儿园和中小学校，每户可分到 54 平方
米的安置住房和近 100 平方米的院落。 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移民的
生存空间和生活半径都比以往大幅度缩小。 少则四口、多则近十口人的
三代家庭居住在比邻而居的安置房中，中青年成员多在家附近的大棚、
工厂劳作或工作，每天早出晚归，老人则在家中料理家务，同时负责接
送在学校就读的孙辈。此外，无论是务工单位、安置社区还是学校，都出
现了越来越多的现代性要素。 社区志愿者和下乡扶贫的城市商人时不
时就会进入移民家了解他们的就业情况， 秉持效率原则的现代化工厂
规训着人们的生活时间， 在各种短视频中也充斥着城市中产的生活图
景。 在移民的视野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与发展路径，对家庭变
动的不安感由此而生。
（二）关于家庭发展的自我反思

对移民来说，政府的安置政策是全面兜底且具有发展性的，即便移
民家庭经历了剧烈的生产、生活的变动，也都是低风险且向好的变动。
但悖论恰在于此：许多移民在主观上并不关注这向好的一面，反倒觉得
和以前相比，经济更困窘，教育更吃力，对家庭的发展也更加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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