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5 - 《社会》2026年第2期

社会·2026·2

物，比如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本体性价值寄托（贺雪峰，2008），或传统
熟人社会中的面子竞争压力向老一辈人的传导（李永萍，2023）。 这类解
释背后的潜在预设是，随着现代化转型的深入，传统伦理、乡土社会的
规范性将被逐渐削弱，“ 80 后”可能会成为一个分野的开端，而“90 后”
将构成断裂性的突变（郑丹丹，2023）。 这些新人将会遵循一种新的行动
伦理，扭转代际在资源、权力、话语上的不平衡。当前青年群体的个体意
识 觉 醒 、 孝 道 沦 丧 、 成 年 啃 老（郭 于 华 ，2001； 陈 柏 峰 ，2009； 刘 汶 蓉 ，
2016）等现象为这一判断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 然而，正如阎云翔在
20 年前的下岬村想象不到那些理直气壮地与父母斗争、争取个人利益
的青年在自己成为父母后却理解了上一辈， 并共同围绕第三代建立起
一种亲密的代际关系， 我们又何以能够保证当下这些个体性极强的青
年会一成不变地走过下一个 20 年呢？
事实上，家庭主义观点对伦理的理解带有很强的形式化特征。 伦理
被视为将人整合于家庭的外铄机制，与人的内在反思性无关。 在伦理的
规范下，家庭成员的整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关系矛盾的产生只是因为
伦理的约束力变弱了。 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伦理的基础恰恰在于每个行
动者内在的体认与自觉。 梁漱溟提出的“伦理本位”概念便是从一种与西
方不同的“理性观”上生长出来的。 所谓伦理，就是人在与周遭的关系中
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自己在人情中体会到的情理，由此追求一颗“清明
安和之心”（梁漱溟，2018：154、160）。 潘光旦也强调“伦” 的要害在于
“ 明”，只有那些交相感应、内含着自觉意识的行动才能生发出真正的社
会关系（ 周飞舟，2019）。 为此，他非常不满于当时流行的“家庭主义”提
法，因为这意味着家庭吞没了具有自觉性的人格（潘光旦，2000：164）。
这些学者提出的“理性”“自觉”等概念简单说来都是一种对人事的
反思， 只是这种反思并不体现为个体化理论的那种对规范性的超越和
对制度性的消解。 相反，反思恰恰是伦理规范获得生机的内在基础，人
总是要扎根于具体的生活经验和切身感悟以找到对行动“恰当性”的把
握。 更重要的是，这种反思的主体基础与西方的自由个体有很大不同。
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质性本体，而是通过在关系中不断“做”而逐渐
完成的一个“人”，是一个在既定的文化传统中逐渐实现人格完善的“自
我”（ self）（狄百瑞，2012：24；安乐哲，2017：4）。 这意味着，首先，人的反
思性没有一个先验、自成一体的利益出发点。 每个个体的利益范围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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