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4 - 《社会》2026年第2期

家庭变动中的反思性体认

“个体家庭”（沈逸斐，2013）、“马赛克家庭主义”（计迎春，2020）、“新家
庭主义”（康岚，2012；Yan，2018）等。这些概念都强调现代个体与家庭之
间的张力，以及在这种张力下家庭韧性如何形成。
同样是“家庭主义”概念，不同研究的理解和使用存在差别。 阎云翔
等提出的“新家庭主义”本质上坚持的依然是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取向，
只是在工具性层面使用家庭主义概念， 将其视为个体的一种“权宜之
计”或“临场发挥”（吴小英，2025）。 另一些研究则着眼于“唯实论”的家
庭观，认为家庭是一个整体而非个体简单之和，不仅具有超越家庭成员
个体的 价 值 ， 还 有 相 对 独 立 于 社 会 系 统 的 自 主 性 （ Bawin鄄Legros and
Stassen，2002； 李永萍，2018）。 这些将家庭视为能动主体的研究为本文
理解移民在家庭变动中产生的不安感提供了启发。
李永萍（ 2018）提出了“功能性家庭”的概念，认为家庭目标的聚焦
导致“家庭功能”维度被激活，家庭成员围绕家庭再生产任务进行代际
整合和强化责任分担，完成风险消化。 而家庭在结构上的变动和关系上
的调整都是为了最终完成家庭发展的功能目标。 在关于新家庭主义的
讨论中，李永萍（2023）进一步指出，现代性的社会竞争和发展主义逻辑
以一种轻重不一的压力配置形态渗透进家庭， 并在家庭整体的再生产
实践中被重新定义。 现代性压力集中配置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三个焦点
事件：婚配、城市化（主要指进城买房）和教育。 现代家庭的突出变动便
是它不再处于一种目标弥散化的状态， 而是被发展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牵引和塑造。 成员的压力与不安正是产生于家庭与这些发展目标之间
的差距。
在功能论的图景中， 个体对家庭的功能价值决定性地影响了他在
家庭中是被“ 选择性的吸纳”还是“选择性的排斥”。“市场化扭曲了人
的内在价值， 人的价值衡量标准不再仅仅基于其作为家庭成员而形成
的情感连带和伦理责任，而是基于他们之于家庭发展的功能性意义，经
济贡献能力成为衡量新三代家庭成员价值与 界 定 成 员 资 格的主要 标
准”（杜鹏、李永萍，2018：60）。 与个体化理论相反，在中国，个体反过来
沦为家庭的工具，尤其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及以前出生的一代人，他们
在中年时为子女的教育和婚配倾尽全力， 到老年时却被家庭选择性排
斥。 那他们接受这种代际失衡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对此，大部分持家庭
主义观点的研究倾向于将其行动理解为一种 传 统 规 范 下 的历 史 遗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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