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9 - 《社会》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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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6·2
展开来说，本文主要访谈的这些 30—60 岁的中青年移民对于家庭
的不安集中在他们最关注的家庭任务上：未成年子女的教育问题和成
年子女的婚姻及购房问题。 首先，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虽然安置区
学生的学历水平和本科上线率每年都在迅速提升，并且接受教育的成
本基本降为零，但几乎每位家长还是会抱怨安置区的教育条件，因为
这些家长评价教育的思路不是把现在的教育 条 件 和 搬 迁 前 的上 一 代
做纵向对比，而是和县城乃至银川市做横向对比。 对比的信息来自他
们工厂的工友、厂长，也来自于大众传媒，通过这些渠道传递的城市素
质教育图示对移民家长形成了某种“剧场效应”（王欣、卢春天，2019）。
他们眼中那个向上流动的教育阶梯越清晰，就越容易对当下的教育条
件不满。
子代的婚姻问题同样如此，移民反复指出，搬迁后的务工收入只是
增加了经济收入的数字，但不足以支撑家庭应对各类经济难题，其中最
难的就是给儿子凑出一笔结婚成家的资金。 在搬迁之前，移民成家立业
的基础是山区的宅子和广袤的自留地， 各家可以按照传统习惯自然地
开拓土地、开枝散叶，金钱的重要性并不突出。 但搬迁后每家只能分到
54 平方米的住房，新人若要分家便得去市镇购置房产，移民家庭的收
入水平由此被迅速纳入了市镇一体的评价体系。 此外，安置区的彩礼金
额也在年年增加，目前已经达到 20 万元到 50 万元的水平。 父母都在焦
虑，一旦攒不够高昂的彩礼，家庭向前运转的齿轮就会卡顿或停滞，子
代将难以顺利迈入下一个生命阶段。
不过， 上述对外部教育条件与经济机会的批评还不能够完全解释
移民言语中流露出的不安情绪。 本文发现，很多父母会将子女的婚育问
题从搬迁这场外部变动进一步追索到自我身上， 并在访谈中表露出对
过往行动的反思性思考： 自家赚钱是不是仅维持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
和村里的人情开支就够了？ 生育孩子是不是就等同于他能自然地长大
成人，因而无需考虑自己可以负担的生育数量？ 把孩子送去学校，却不
亲自管理其生活和教育是不是一种正确的抚育方式？ 这些反思表明，搬
迁已经实质上打破了人们立足于村庄“日常生活”的简单再生产模式和
家庭的 “目标弥散化”状态（衣俊卿，2005：220；李永萍，2023）。 移民在充
斥着现代性要素的新生活系统中看到了一个包括农村、 县城乃至大城
市的“家庭发展”阶梯，而迈上这个阶梯的前提是需要持续的经济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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