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1 - 《社会》2026年第2期

社会·2026·2

些争论：中青年的妇女是否应该外出工作，以及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比较
合适？她们赚到的钱是否可以自己保留一部分？她们的丈夫是该在离家
近还是远的地方工作，他们应该多大程度地参与子女的教育？ 同住的公
婆是否应接过儿媳料理家务、接送孙辈的任务？ 子女又该如何承担已经
没有经济来源的父母的养老责任？ 这类问题都关乎家庭的责任分工体
系。 根据移民生命史的叙述，搬迁之前大部分家庭的分工方式为：中青
年男性承担家庭的主要经济责任， 通过发展规模种养殖业或跨省市务
工来赚取家庭的大部分收入；中青年女性负责家里的日常事务，料理家
务并教养子女；公婆一方面通过小规模的农业种植或养殖来自给自足，
另一方面也承担一部分子代家庭的生活照料事务。 但在搬迁之后，这套
家庭分工体系与新的生存环境不再适配。 首先，政府在安置区搭建起的
以大棚农业和纺织、 食品加工为主的产业体系更适合做事细致的女性
劳动力；其次，超过 60 岁的老年人在安置区缺少工作机会，也无法耕种
由村集体统一流转的农地；最后，安置区围绕就医、就学、生活消费等建
立起的公共服务体系极大地缩小了移民的生活半径， 减轻了家务的难
度与负担。 于是，家庭成员在新的生活系统中适合承担的责任与他们习
惯上应该承担的责任之间便出现了错位。
如果按照家庭主义的功能论预设， 家庭成员是可以自然地围绕家
庭发展目标达成分工的调整与功能整合的。 然而，现实经验表明，分工
的变动往往构成对家庭关系的极大考验。 因为使人们接受分工的不仅
仅是家庭发展的效率， 还有在与家人的长期互动中内化的关系认知与
责任体会。 比如，移民中的女性会把自己全权负责家务视为有效率的，
同时更是适配自己习惯个性并最能与其他家庭成员的责任保持对等和
平衡的。 一旦这个女性开始因为外出务工耽误了家务，全家就容易陷入
认为她没有尽到自己家庭责任的认识误区。 一位安置区就业单位的负
责人表示， 自己工作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让家庭主妇接受她们外出赚钱
同样是在尽一种家庭责任的认知。
上述事实说明，移民之所以在家庭关系中会产生不安情绪，是因为
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使家庭成员从原本不言自明的分工进入了一种对
关系和责任的反思状态。 人们在这个契机下开始郑重思考每个家庭成
员的既有责任是否真的轻重平衡，又是否符合家庭当下的需要。 更进一
步说， 人们还有可能将这种反思延伸到过往的家庭经历与彼此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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