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9 - 《社会》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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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6·2
工作及家园沟通中对媒介技术的使用、感受和行动策略；对机构管理者
的访谈则涉及机构家园沟通方式选择及其原因； 最后也从家长的视角
出发，了解她们在媒介化背景下家园沟通的经历与感受。
研究发现分三小节展开： 第一部分梳理媒介技术在不同托幼机构
中的使用方式，并讨论为何形成了差异化的可见性模式；第二部分探析
可见性提升的工作条件如何重塑了幼师和家长的互动方式， 如何影响
着其对专业自主性的争取与维系； 第三部分探析面对可见性创造出的
新的协商空间， 教师在家园互动中采取怎样的策略以争取和维护专业
自主性。
四、 差异化的可见性模式
机构化抚育的特点使“不在场的知情”成为家长的需求，而托幼园
所则通过建立不同的可见性模式来回应这一需求。 专业服务的主体一
般包括服务对象/委托人（client）和专业工作者（professional）。 托幼服务
的特殊性在于委托人和服务对象分离， 且托幼机构形成了一个独立的
空间，幼师直接的互动对象是儿童，而委托人是家长，他们支付费用、提
出需求、做出评判，希望可以了解孩子的状况，获得一种“在场感”（ sense of
presence），实现保护孩子的目的（J覬rgensen，2004）。 但是，家长并不能直
接地了解到幼师的工作实践， 而儿童尚不能清晰地表达自身经历和感
受。 因此，教师和家长之间需要借助中介手段实现信息的沟通。 无论工
作的园所性质如何，家园沟通都是老师们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传统”
方式包括接送时的面谈、电话沟通、家长会等。如今，信息技术的发展也
改变着家园互动方式，托幼机构以媒介技术为中介，向家长呈现幼儿在
园状况，以可视化的方式实现信息沟通，回应家长知情的需求，形成了
不同的可见性模式。
不同机构形成的模式可按照制度化程度与信息主导权两个维度进
行分析与归类。 制度化程度是指园所是否将媒介技术使用纳入正式的
工作安排，如将分享照片和视频作为一项工作任务，对发送的时间、内
容和数量做出明确要求，或是由教师自主选择；信息主导权指的是信息
交换中哪一主体掌握主动权，是教师/园所一方掌握更高的信息分享主
导权，还是由家长主导实现信息获取。 笔者调查了 23 家托幼机构，按照
这两个维度，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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