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9 - 《社会》2026年第2期

社会·2026·2

性（Akridge，et al.，2025；Anteby and Chan，2018；Otis and Zhao，2016；Brown
and Korczyski，2010）。 范·奥特（Van Oort，2019）对快时尚销售工作的研
究发现，持续的数字监控给劳动者带来了焦虑、不安全感和心理压力，
她将劳动者承受与处理这些负面感受所付出的努力定义为“监控下的
情感劳动”，区别于面对顾客需要自我管理以展现恰当情绪状态而进行
的情感劳动。
与此同时，劳动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被监视的劳动条件，也会能动
地采取行动来应对 （ Fernandez and Huey，2009；Timmons，2003；Bain and
Taylor，2000）。 寻求隐蔽性是一种常见的策略，如遮挡摄像头、利用监控
死角 、躲 避 到 不 被 监 视 的 空 间（许 友 君 ，2024；Johnson，et al.，2020；Otis
and Zhao，2016）， 这 些 策 略 也 被 概 念 化 为 “隐 身 实 践 ”（invisibility
practices）（Anteby and Chan，2018）。
劳动者在意识到自己被监视的情况下会调整和改变工作行为，以
适应和迎合监控的要求。 例如，家政工会进行自我审查和自我规训，提
升对影像再现的行为将如何被解读的意识，调整自身行为，尽力避免引
起雇主的误解或不满 （Akridge，et al.，2025；Bernd，et al.，2022；Johnson，
et al.，2020），如不敢做出拥抱、安抚等自然的照护行为，担心被解读为
不当举动（Hayes，2016）。
也有研究指出，施加监控旨在规范员工行为，但也因员工反抗而带
来反生产工作行为（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造成事与愿违的效
果（ Lawrence and Robinson，2007；Jensen and Raver，2012）。 这一问题在照
料劳动中尤其值得关注， 因其直接影响照 护 质 量 和 服 务 对 象 的 福 祉
（Brown and Korczyski，2010）。 约翰逊等人（Johnson，et al.，2020）对家政
工的研究指出，雇主原本出于对家人的保护与关爱安装监控，却导致家
政工采取逃避和回避策略， 限制了良善照护所需的专注度（attentiveness），
削弱了她们提供高质量护理的能力。 许友君（2024）对育儿嫂的研究也
发现，家庭同时构成了工作与生活的“双重劳动空间”，劳动者与雇主争
夺有利于自身体验的空间逻辑，采取对立性的空间行动，因而造成劳雇
关系紧张。
在这一研究脉络下，可见性带来了消极的工作体验，因此劳动者会
采取种种行动抵抗雇主/管理者对自己工作的监视。 如果沿着同样的思
路分析幼师，我们会认为，在可见性提升的工作条件下，她们也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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