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8 - 《社会》2025年第5期

知识错位：医疗跨层级整合中的组织—专业互动

的人事和运营与上级医院有效整合，推动了医疗资源自上而下流动（黄
培、易利华，2015；赵锐，2024）。 此外，尽管存在地位差异，医院之间仍存
在合作互补的可能，基层医院依赖高等级医院的技术支持，高等级医院
亦可通过参与联盟获得政府资金和评审优势（段晖等，2020；郭冰清、王

虎峰，2019）。 最后，医院之间通过联合还可以产生规模效应，提高对该
区域医疗市场的总体渗透率（ D’Aunno and Zuckerman，1987）。
总之，尽管组织隔阂始终存在，资源流动仍可实现。 这说明组织逻
辑不足以完全解释医联体的成效困境。 笔者在实地调研中也发现，在
“紧密型”医联体中，不同层级医院在维持独立运营的同时形成了深度
合作关系，上级医院向基层医院输送了大量医生、设备并提供了大量技
术支持，但基层医院仍然难以有效利用这些资源，无法显著提高运营能
力，甚至会产生“病人上移”等反效果。
本文认为，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资源”能跨机构流动，而“知识”却
不一定能跨场所运作。 已有研究忽视了这一点，而是假设医疗联盟能通
过医生自上而下流动，将医疗行为与资金、设备一同视为一种可转移的
资源，并预设医生会主动将自己的知识转变为组织资产，医学知识能在
不同场所发挥同等效果。 这些研究背后包含着一种对于知识运作的片
面理解：医生是独立的个体，医学知识是一套标准化的抽象编码，可以
脱离社会关系和实践场所自由转移。 这种理解忽视了知识在差异性环
境中发挥效果的独特条件。 因此，本文认为，重新审视“专业知识”的实
践特征有其必要性。
（二）跨层级的知识转移：专业知识实践难题
科学与技术专长的界限正在逐渐突破那些需要正式认证的工作的
范畴，越来越扩展至公共事务与政治决策领域（Collins and Evans，2002）。
专业知识不再仅仅是专家个人的私有资源， 开始与外部社会关系紧密
结合。 例如， 虽然只有个别肾脏病医生知道如何用触碰的方式进行诊
断，但肾病学家只有作为一个集体才能塑造诊断标准，决定什么样的诊
断是可接受的（Cook and Brown，1999）。 此外，专业知识并非单纯的抽象
符码，而是深度依赖实践经验，许多专业工作建立在直觉、感知与默会
知识之上，存在于专家和周围设备组成的系统之中（Williams and Balá觩，
2008）。 例如，商用客机的导航依赖于飞行员与表盘和测速仪指针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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