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7 - 《社会》2025年第5期

社会·2025·5

分配”的期待。 医联体的运作深受制度环境的影响，体现了国家意志和
卫生行政部门的主导作用（史明丽，2013）。 已有文献多从组织社会学视
角出发，结合网络结构、资源依赖以及制度环境分析，解释医疗联盟为
何难以有效促进资源调配。

具体来看，这些解释包括：第一，组织联盟内存在结构性断裂。 作为
多机构联盟， 医联体的互动模式区别于单一组织 （ Sofaer and Myrtle，
1991），由于分级管理制度以及合作通常不涉及权属关系的调整，各级
医院在医保起付线、药品种类、薪酬待遇等方面存在差异（王兴琳等，
2013；张彤等，2023）。 这种结构性断裂阻碍了人员、财产等资源的有效
整合。 第二，医疗机构之间的地位不平衡造成组织成员之间的资源依赖
与权力失衡 （Laumann，et al.，1985）。 高等级医院在信息和技术上占优
势，下级医院依赖上级医院的技术指导，在合作关系中缺乏话语权（高
春亮等，2009；黄婷等，2019；黄庆辉、胡敏，2015）。 这种不平等导致上级
医院主导决策， 重新分配病人来源并优先将患者推荐给联盟内的优势
机构，由此激化了利益冲突（Gaynor，2021）。 第三，组织实践受到制度环
境的影响，受制于合法性要求，可能背离组织目标（ DiMaggio and Powell，
1983；Arndt and Bigelow，1992）。 医联体受到行政主体干预，并且被行政
区划分割业务范围，这一情况导致激励机制缺乏，进一步加剧了纵向资
源整合的难度（ 李念念等，2017；李梦斐等，2018；史明丽，2013）。 总之，
由于组织和制度上的局限性， 医联体不但难以实现不同医院的有效整
合，反而显著制约了医生、技术等资源的流动。
然而， 仅从组织逻辑去分析医疗资源的整合困境是有局限的。 首
先，虽然不同医院存在关系隔阂和利益分歧，但医联体在一定条件下仍
实现了资源流动。 例如，在一些“直管型”或“紧密型”联盟中，基层医院

（接上页） 本土的政 策产物，其合法 性基础并非“效 率”逻辑 ，难以在 竞争主 导 的市 场环
境中自发出现，而是建立在国家、社会和医疗保健部门对医院“公益性”身份的预期以及
对医疗均等化的再分配目标之上。 第三，区别于其他关系平等的组织联盟的特殊性。 本
文的案例发生在“跨层级的组织”之间，已有学者将这种“成员地位不平等”的联盟概念化为
“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Arndt and Bigelow，1992）。 因此，组织联盟的概念包含组
织成员的多种关系形式，中国公立医院之间的不平等是多维度的，不仅是“市场地位”的
不对等，背后还叠加着“行政等级”“城乡差异”等多种不平等因素，这种不平等难以单纯依
靠政策手段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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