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3 - 《社会》2025年第4期

社会·2025·4

在“效果”上的期待。
加尔文宗对卡里斯玛资质进行了“伦理化”的塑造，使这种资质在
逻辑上彻底拒斥了“支配”。而新教教派中的平信徒不仅继承了以“自己
对自己的证明”作为培养救赎资质的前提，也将社会组织或共同体（教
派）的存在纳入这个体系。承载个人现实生活的“社会”是不可逃避的存
在前提，平信徒在这个共同体圈子内部不断证明自己的“被拣选资质”，
从而获得了社会性的“自尊自重”。“自尊自重” 并不是最终证明自己
“被拣选”的标志，而是成功避免意识到自己“未被拣选”的标志。 不同
于一些学者将韦伯新教教派的叙述视为一种加尔文宗的延伸（ Ghosh，
2014：355），或者仅仅将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或组织关联起来而忽
略了“教派” 对加尔文的“新教伦理” 的意义（ Berger，1971；Cornwell，
2007），本文认为，正是新教教派的存在，卡里斯玛才具有了完整意义上
的“伦理化”塑造。 平信徒成为既有“达人性”又兼有“日常生活”的担纲
者。“教派化”的路径，尤其是美国新教教派以及平信徒群体的宗教实
践，继续把新教加尔文宗的具有极端“超常性”的卡里斯玛现实化了。平
信徒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处理了卡里斯玛的“效果”———通过将效果无意
义化而接纳一切卡里斯玛的效果。“超常性”在新教及新教教派所支撑
的伦理情境中与其说是完全“属己”的，不如说是完全“属神”的。 我们
甚至可以说，如果仅从“效果”层次来评价新教卡里斯玛的“超常性”，
这种“超常性”就是完全抽象的，或者仅存在于理念层次。 反之亦然，当
彻底的超常性被视为一种值得追求的意义和文化目的时， 现实层次的
一切实践、道德、关系等也会被无意义化和抽象化。
韦伯（ 2007b：220）通过对美国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虔诚地带着
救赎焦虑与热忱的新教徒已然被带着个人的动机和利己之心的美国中
产阶级市民所替代，教派的身份在当下只是获利的凭证，而不再是针对
自身的道德戒律。在救赎道路中以“考验者”形象出现的他人与组织，被
替代为证明的对象。 一切由“先贤”开创的“超常性”的卡里斯玛重新与
“世俗”的效果建立了关联。 尽管美国并未像欧洲那样经历漫长的宗教
发展历程，也没有形成如欧洲“政教合一”一样的社会结构，但宗教在美
国民间获得了持久且巨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的本质是，美
国的宗教也会和欧洲一样走向“世俗化”。
非新教情境的卡里斯玛在表现其“超常性”的行动时，所强调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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