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6 - 《社会》2025年第4期

“超常性”的悖论：韦伯对西方文明内部卡里斯玛的研究

六、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将卡里斯玛放置在其自身张力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考察后发
现，卡里斯玛完全属己的高度个性化的“超常性”与需要在他人面前证
明和获得他人认可的“效果”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张力。 从韦伯“世俗
化”的卡里斯玛视角出发，我们发现，尽管卡里斯玛的革命性的力量来
源于它超越一切既有日常秩序的“超常性”，但这种超常性并不能决定
卡里斯玛的存在与否。 卡里斯玛的存在有赖于卡里斯玛人物能够得到
他人的承认，而这意味着卡里斯玛的“超常性”需要卡里斯玛人物和他
人所共同承认和接受的文化环境和心理基础。 从韦伯的宗教文明比较
研究中的卡里斯玛入手，我们发现，与其他“卡里斯玛支配”相关的宗教
文明情境仍然呈现出“超常性”与“效果”之间的张力关系和二者同时存
在的张力结构。对于以“煽动性”为核心的大众民主制而言，其背后的卡
里斯玛不 同 于 以 往 的“卡里斯玛支 配 ”，它 意 味 着“效 果 ”完 全 替 代 了
“超常性”，但前提又意味着否定一切既有支配结构的某种绝对的“超常
性”。 只有新教及新教教派所塑造的卡里斯玛否定了“效果”层次的意
义，打破了卡里斯玛的内在张力，实现了彻底的“超常性”，这种能够支
撑起彻底的“超常性”的卡里斯玛也为全面否定“超常性”提供了可能，
由此，我们就对表现“煽动性”的卡里斯玛进行了溯源。 当然，本文并不
会因此说明现代大众民主制的“煽动性”来源于新教教派，而是试图证
明，源于新教和新教教派的伦理化了的卡里斯玛，在特征上与“煽动性”
具有选择性亲和。 或者，这种卡里斯玛所关联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基础为
现代大众民主制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除了从政党的发展、与官僚制的博
弈或抗衡、德国政治的现实需要层次上把握大众民主制之外，我们也能
从韦伯的视角来挖掘一种看待“煽动性”的思想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
现代的卡里斯玛是“ 反卡里斯玛”的，而不仅仅是“反权威”的。“反权
威”的态度可能会延伸到一种贵族式的良心自由（陈涛，2024），“反卡里
斯玛”则意味着抹去一切卡里斯玛人物和他人的界限。 现代大众领袖之
所以能成为卡里斯玛人物， 是因为所有人都能成为卡里斯玛人物，而
且，这个领袖越与所有人接近，就越有可能成功。
前文提到， 韦伯对卡里斯玛的期待也并不是在“煽动性” 的意义
上，他明确否定了仅有煽动的民主制。 如果从“超常性”入手来重新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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