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3 - 《社会》2025年第4期

社会·2025·4

（Inglehart，1971）提出的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型的观点一
致， 即经济因素不足以完全解释现代社会的生育水平变化。 在此框架
下， 女性经济独立能力的提升和个体主观动机在生育决策中的作用日
益增强。 近年来，跨国社会调查的兴起使得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视角
切入的研究变得可行， 进一步丰富了学界对后生育转变阶段低生育水
平成因的理解。
另一方面，婚姻状态结构的变化也可能独立于婚育观念的转变，并
对生育水平产生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的教育、职业和家庭背景对
婚姻匹配和初婚年龄具有重要影响，而社会发展、教育扩张、劳动力市
场变迁、 收入与财富分化等因素均会引 发 宏 观层 面 的婚姻 结 构 变 动
（ Torr，2011；Sheran，2007；Schneider，2011）。 即使婚育观念未发生变化，
随着时间推移，受教育程度、就业结构等人口属性的变动仍可能改变婚
姻结构。 例如，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不仅影响个体的婚育观念，也可能因
推迟离开学校的时间而导致婚育年龄延后。 此外，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也可能影响婚姻结构。 随着育龄女性年龄增长，进入在婚状态的几率上
升，导致婚姻结构随时间发生变化。 因此，生育水平的变化并不必然依
赖于婚育观念的转变，而可能由社会变迁引发的婚姻结构调整所驱动。
大 量 研 究 已 分 别 从 受 教 育 程 度 提 升 （ Niu and Qi，2020；Piotrowski and
Tong，2016）和婚姻结构的跨时期变化（李月、张许颖，2021）等角度，对
低生育水平的形成机制进行了补充解释。
已有研究主要基于率分解方法探讨中国生育水平的变化， 强调生
育水平的变动主要由婚姻状态结构变化和在婚 女 性 生 育 率 变 化 所 驱
动。 由于中国的生育仍以婚内生育为主，婚姻状态在生育水平变化中起
关键作用。 例如，李月、张许颖（ 2021）从婚姻推迟的角度分析了婚内生
育率与总体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以及婚内生育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姜全保等（2018）通过分解出生人口数量，将生育率的变化拆解为育龄
妇女规模、年龄结构和生育率三大因素；张丽萍、王广州（2020）则关注
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如何影响生育水平。
尽管这些研究在宏观层面上为理解我国生育水平的变化提供了重
要视角，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大部分研究主要关注单一机制，未
能充分考虑生育水平变化的多重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也指出，对于复杂
的社会人口结构变化， 率分解方法在识别多重影响机制对生育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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