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1 - 《社会》2025年第4期

社会·2025·4

以往研究多从受教育程度提升、同居和婚育推迟等现象出发，尝试
连接第二次生育转变理论以理解中国社会转型 背 景 下 的 生 育水 平 变
化。 然而，仅依赖对婚育趋势的描述分析不足以解释婚姻这一关键变量
对生育水平变化的结构性作用。 在中国这样一个婚育高度耦合、非婚生
育比例极低的社会中， 婚姻状态的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育人口的
规模。 对初婚年龄推迟和同居现象的研究尽管推进了学界对当前中国
社会婚育之间关系的认识， 但很难揭示不同婚姻状态之间的此消彼长
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也难以厘清婚姻推迟和同居等新现象背后的社会
机制。 婚姻状态作为横截面的结构变量，能够更直接地指示某一时期社
会中处于婚内状态、具备生育可能的女性所占比重，因此对于解释生育
水平的变化趋势更具识别能力。
我国自生育转变完成以来，婚姻状态结构长期稳定。 一方面，人口
平均年龄上升，即便初婚年龄保持不变，在婚比例上升是自然的结果；
另一方面，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初婚时间出现延迟，即便在年龄结构
不变的前提下，未婚比例也会上升。 因此，婚姻状态的结构稳定很可能
是由人口和社会变迁的对冲效应决定的。 在这一表面稳定的背后，婚姻
状态所蕴含的结构性机制仍然值得深入分析。 当前学界对中国低生育
水平的解释多聚焦于个体层面的生育意愿与行为选择， 对婚姻结构这
一制度性中介变量的研究则相对不足。 考虑到中国婚育之间的强绑定
关系，婚姻状态不仅决定了个体是否生育，也影响着整体社会中可生育
人口的分布，因此其对生育水平的作用具有突出的结构性特征。
从理论上看，识别婚姻状态在生育变迁中的作用，有助于拓展学界
对第二次生育转变理论的理解边界， 强调在制度路径与文化惯性未发
生根本松动的背景下，生育行为仍深受结构约束。 由此出发，对婚姻结
构稳定性及其作用机制的系统识别，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为理
解东亚社会的低生育模式提供了制度与结构层面的分析视角。
本文使用分解方法将婚姻对生育水平变化的作用操作化为婚姻状态对
跨时期生育水平差距的弥合 （gap鄄closing） 效应 （Jackson and VanderWeele，
2018；Lundberg，2024；Park，et al.，2024）。 在控制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影
响婚姻状态的社会变迁因素后，若不同时期婚姻状态的条件分布相同，
跨时期生育水平差距的缩小幅度可用于衡量婚姻状态对生育水平变化
的影响。 具体而言，婚姻状态的条件分布可通过以个体婚姻状态为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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