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0 - 《社会》2025年第4期

静水潜流：社会变迁、婚姻状态与生育水平变化

国内外学界越来越关注婚育观念转变在中国生育水平变化中的角
色， 其背后的理论争论在于第二次生育转变理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
上能够解释中国低生育水平的形成过程。 第二次生育转变理论的提出
根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自由主义思潮兴起的时代背
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部分欧洲学者从观念转变的角度出发，指出
西欧发达国家人口转变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次人口转变过程中生育水
平的变化主要以满足生存和发展需求为目的， 第二次生育转变则是由
个体追求自身价值实现所驱动，尤其体现为婚育观念和行为的变化，如
同居和非婚生育的兴起、婚育推迟（ Lesthaeghe，2014）。 第二次生育转变
理论旨在从观念转变（ideational change）的角度 切 入 ，分 析后 物 质 主 义
社会中个体追求自身价值实现和生育行为之间的深层次关系， 指出婚
育同样是自我价值实现的组成部分（ van de Kaa，1987）。
近年来，国内不少研究发现中国婚育推迟、同居和终身未婚现象渐
趋普遍（张丽萍、王广州，2024；张露尹，2022；张现苓、盛亦男，2023），但
对 于 第 二 次 生 育 转 变 理 论 是 否 适 用 于 中 国 社 会 仍 然 存 在 争 论
（ Lesthaeghe，2020；Zaidi and Morgan，2017）。 首先，中国在完成生育转变
后，仅用十年时间便进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 如果以低于人口更替
水平（即总和生育率低于 2.1）作为生育转变完成的标志，中国大致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即已完成（解振明，2012；郑真真，2018）。 尽管有研究
表明婚育推迟和同居现象在中国日益普遍， 但这些趋势主要出现在中
国已经步入低生育水平之后，并且相比于西欧国家，其对生育水平变化
的影响仍然缺少深入研究（Lesthaeghe，2020；Yu and Xie，2021）。
其次， 第二次生育转变理论虽敏锐地捕捉到了后物质主义文化转
向与生育水平下降之间的关联，但其主要用于对西欧发达国家生育水平
变化的解释上（Zaidi and Morgan，2017）。 在东亚社会，传统文化影响下婚
育之间的紧密联系并未发生显著松动（Atoh，et al.，2004）。 作为典型的
普婚型社会，中国长期以来以家本位文化为核心，传统婚育观念与第二
次 生 育 转 变 理 论 所 强 调 的 个 体 本 位 价 值 观 之 间 存 在 张 力 （陈 佳 鞠 ，
2021）。 尽管中国正经历深刻的社会变迁，家本位仍然是社会文化的重
要基石。 在经验层面，相关研究也指出，中国的婚育模式仍然具有高度
稳定性，女性终身未婚比例较低，且仍以婚内生育为主（李月、张许颖，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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