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6 - 《社会》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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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数字社会及其治理”笔谈
注,进而产生社会舆情压力。 这导致国家面临的风险治理压力剧增,需
要同时在数字空间和实体空间开展社会风险治理,构建新的风险治理
机制。
社会组织形式的巨变使得国家与民众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中间
组织。 民众的线上活动通过各种数字平台展开,数字平台不仅为民众提
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而且还具备了自身领域的公共治理功能。 例如,电
子商务平台需要制定平台交易规则, 直播和短视频平台需要界定内容
生产的规则,当遇到违反平台规则的情况时,数字平台可以通过账号、
流量等方面的约束机制来执行规则。 这对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产生了重
要 影 响 , 即 在 传 统的“国家—街 居—民 众 ”“国家—单 位—民 众 ”“国
家—社区—民众”等关系模式之外,出现了一种“国家—平台—民众”的
关系模式。 一方面,数字平台拥有民众在数字空间的行为数据,更了解
民众的偏好、诉求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数字平台在事实上开始分享
一部分公共治理权力, 对社会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超越了前数字时代的
企业组织,成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组织形式。 因此,数字时代国家如何
借助数字平台的力量开展治理,同时又对数字平台本身进行有效治理,
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议题。
社会信息载体的巨变使得国家对于民众的信息收集方式也发生了
改变。 国家只有同时在实体空间和数字空间开展信息收集,才能真正了
解民众的需求和社会的实际运行。 实体空间和数字空间的信息收集呈
现出不同的特征:在实体空间,既有依托于组织体系进行网格化管理、
上门走访、入户检查的信息收集,也有基于传感器、视频音频设备等数
字技术设备进行的公共空间信息收集;在数字空间,既有依托于各类数
字平台的线上行为数据收集, 也有依托于大数据平台线上公开数据的
抓取和汇集等。 国家通过各类大数据平台对多源数据进行收集、整合、
分析、挖掘和应用,这成为影响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
社会计算能力的巨变使得国家可以在大规模数据汇集的基础上进
行计算,通过新的方式了解民众的利益诉求、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进
行社会模拟和社会预测。 从宏观层面看,算法和算力的支撑有利于国家
对经济社会运行的统计监测、综合分析和动态感知;从微观层面看,算
法和算力的支撑有利于国家开展精准化的市场监管,提升风险研判、预
测预警和智慧服务水平,增强矛盾纠纷化解、社会治安防控、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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