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3 - 《社会》2025年第1期

社会·2025·1

他们反复强调自己并不排斥周弘恩追求个人利益， 但这不能以牺牲其
他村民的利益为前提，应适当给予其他村民利益上的照顾。 表现在民宿
的定价上， 周弘恩在明知自家民宿条件更 优 越 的 情 况 下 还 如 此 降 价
“抢”生意，就是没有乡村能人的责任与担当。 二是作为村庄共同体成
员，周弘恩对有着血缘或亲缘关系的其他经营者有维护集体生存、互惠
互利的责任。 从上文的关系结构图可以看出，以周弘恩为关系中心，很
多村民都与其存在家人、亲属和宗亲关系。 一些经营民宿的村民表示，
他们民宿的条件确实不如“蝶恋花民宿”，他们能力上也与周弘恩存在
差距，但这并不意味着同为家族成员的他们就不能去争取利益。 大家反
而认为有能力的村庄共同体成员更有义务和责任给予其他成员以利益
上的照顾，不讲究互惠互利的村民便是不懂得为人处世，或者就是不重
视与其他村民之间的情感与责任。
负面的道德评价会影响村民在村庄中的道德地位和人缘关系 （杨
善华、孙飞宇，2015）。 在共同经营和生活的熟人社会中，村民间的依赖
性仍然存在， 因此他们对负面道德评价的主体能够采取回报式的制裁
（朱晓阳，2003）。具体到西村民宿定价，一方面，村民以减少礼物回报和
人际关系互动来展现对周弘恩夫妇定价的不满， 并形成了一种无形的
压力与控制，迫使他们改变行动以获得更舒适的人际互动。 具体表现为
那些原本关系更加亲近的“小门头”亲属与周弘恩家的日常交往日渐疏
远。 例如，村民主动到周弘恩家串门的次数减少，类似相互协作包饺子
等邻里交往减少，参与红白喜事也不坐同一桌等。
另一方面， 村民以行动上的不予配合来表达对周弘恩个人品德的
不信任与对他声誉地位的不承认。 在没有开办个人产业时，周弘恩作为
产业带头人在西村推行的各类项目都会被村民认为是对西村整体发展
有利的。不管是征地还是调动劳动力，村民常常积极配合。但现在，情况
发生了变化， 村民从周弘恩的民宿定价行为中逐渐发现他不再考虑其
他村民的生存机会和产业利益，因此当他提出推动新的产业项目时，村
民难免会怀疑这些项目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而非村庄整体发展。 这些
对周弘恩个人人品的负面道德评价引起了村民 对 他行 为 的 猜 测 与 误
解，进而导致村民在行动上的改变。
笔者：您是觉得他得顾及其他老百姓？
辛红梅：对了！ 你在这块做生意也都是（村庄）这一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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