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4 - 《社会》2024年第6期

古今之间：父子伦理变迁与五四家庭想象

现代思想全面到来的标志与中国现代性的真正起点（吴飞，2009）。 相比
之下， 今天中国学界不同领域对家庭的探讨则体现了当代社会转型与
文明复兴的新一轮“文化自觉”，即借助对家庭问题的讨论反思现代性
并重建古今之间的对话与关联。
正如有学者指出，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离家出走”
的过程（肖瑛，2020），晚近研究越来越关注家庭问题所导致的社会和精
神危机（阎云翔，2017；孟宪范，2008；孙向晨，2021）。 不少论述者将问题
起源追溯到清末民初的家庭革命， 认为家庭传统被破坏导致中国人失
去了精神港湾，因而有必要重新树立“亲亲”的传统价值，以为迷失方向
的个体寻找归宿（孙向晨，2015）。 但也有另外一些研究者认为，家庭并
未远去，而是以隐喻的方式继续影响着当下中国人的实践，这启示了一
种区别于一般的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寻找家庭研究本土框架的动向 （肖
瑛，2020；吴小英，2022）。 这两种思路都明确意识到历史传统对于认识
和回应当代家庭问题的重要意义。 与此相应， 正是随着历史视野的回
归，清末民初的家庭革命有了被重新检讨的必要。 在当代精神危机与文
化自觉的语境中重启家庭话题，不仅意味着对传统的再一次审视，也内
在地包含与近现代家庭革命论者展开对话并有所超越的意图。
从清末开始，被视为社会伦理准则的“三纲 ”的地 位 逐 渐 下 降 ，自
由、平等的理念超越政治范畴进入家庭伦理领域，此即“为国破家”（赵
妍杰，2020：21）。 正如史学家王汎森（2012：233）所指出的那样，“当要求
国民紧急向国家的最高主体凝聚时， 唯有舍弃这种被乡土及血缘所决
定的差等爱，打破因乡土及血缘所构成的小团体，将所有国民从这些旧
藩篱（fetter）中解散出来，以新的方式再加入（rejoined）全国性的大社群
中”。 陈独秀、吴虞、鲁迅、周作人、胡适、李大钊、傅斯年等精神领袖大
多延续了晚清逻辑，即从政治革命出发要求打破传统家庭伦理。 其中，
陈独秀将“个人”视为“国家”建立的前提，吴虞批判家庭制度为专制主
义的根据，李大钊指责家庭制度乃“万恶之源”，胡适写下了《弃父行》，
周作人、傅斯年对“个人”的呼吁则彰显了直接取消家庭的必要性。这些
激进的声音曾被归因到家庭革命者早年的成长经历， 他们大都出身于
没落的大家庭或早年丧父，未能体验到父爱与温情（钱善刚，2012）。 在
这一脉络中，家庭很少获得正面看待。 鲁迅加入新文化运动，最初便是
被“伦理革命”的主题所吸引，其《我之节烈观》（1918 年）、《我们现在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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