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6 - 《社会》2024年第6期

湘乡曾家与地方政治：论双轨制的内部张力与协作

一方面属于野史，另一方面发生时间也比本文讨论的要晚许多，在此不
做展开。
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曾国潢从北京返回老家，开始了自己的乡
绅生活。 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他经常会洋洋自得地描写自己的经历。
本文在此选取四个典型事例进行介绍，分别是：（ 1）调解纠纷，从中得
利；（2）惩治偷牛贼，兴“安良会”；（3）威吓“细毛虫”；（4）主祭关圣帝。
1. 调解纠纷，从中得利
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六月十二日澄弟来书”中，曾国潢曾经
提到：
弟则下城住一月馀，家中暨族戚之饷（便宜无比）皆已宪
清；又有数件上案（八都粮饷案，李路亭家□□案），万万弄不
清者，弟从中和息，自官以下，莫不感激。
弟与师令相见不少，说得亲爱之至，未有大不合者。 渠亦
目中止有此一绅士，待举人进士未如此珍重。 弟虽和事，而未
有名字到官。 渠以分司出身，署此大邑，居然打顶（点）官，欲大
有作为的样子，较前任孰优孰细？何可不言他好？不作成他？所
可恨者，邑中痔棍如彭兴池偕其子献九、惠田及王廷佐四人，
把持衙门，每官来，必要不出他范围，则宜痛除。
至若邑中人告官之说，兄想看佩不佩（配不配） 即或有庸
人妄人，遇澄侯痛骂［国藩批：此言有因］，自不敢不中止；家中
去告，更不必虑及此层也。 （曾国藩等，1997b：534）
在这封信中， 曾国潢首先讲到自己在城中处理家中和族戚的粮饷
之事。 其次讲到去做调息纠纷的事情， 如“八都粮饷事， 李路亭家□
□案”，而且自说获得了官民的共同感激。同时，曾国潢还与知县师鸣凤
交往甚多， 不仅对师鸣凤夸赞有加， 还特别提及师鸣凤对自己异常珍
重，甚至比对举人进士更甚。 但最后，他还是提到“未有名字到官”。
其实这些事例都与曾国藩对家里的提醒背道而驰。 并且，曾国潢还
对乡邑中人告官（即状告师鸣凤加赋）进行痛骂和阻止，以至于曾国藩
在信中特意加上批注“此言有因”，即认为弟弟对于自己的行为要有所
警惕。
曾国藩对于曾国潢所作的事既表达了一些欢喜， 又提出了一些告
诫。 这一方面是因为家中诸事务都是弟弟在辛苦负责，所以曾国藩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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