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8 - 《社会》2024年第6期

湘乡曾家与地方政治：论双轨制的内部张力与协作

沅弟在信中指出，“此际赃真贼确， 必要究办， 以端风化， 须往县走一
遭”。 也就是说，曾国藩家中耕牛被盗的事情，并不是个例，而是与地方
风化有关。
“道光二十八年（ 1848 年）十一月初一的澄弟来书”中提到了这一事
件的后续：
弟以前月廿一由家解贼来城， 廿三晚五贼皆至， 次日呈
缴；惟首犯廿六乃获，廿七又独缴。 师令治盗颇称严究，通共六
贼约刑责三千，一齐收押。 内有三名罪稍轻者，今日与弟商议，
业经开放；馀三人其恶莫大，断不能留一线之恩。 盖我家仅失
一牛，以道理言之，本不宜如此究办；然而大坪地方风俗之坏
至矣尽矣，若不趁此整顿，将来不可名矣，所以堂上老人命弟
办理。 而弟之办事，益于良民者多。 ……而弟自家所花之费亦
甚无几，缘师令每千弟处格外加意故也。
（曾国藩等，1997b：556）
在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上，曾国潢明确指出，仅仅一头牛的案件，按
常理不应如此严惩， 但是他和师鸣凤出于 地 方 风气 考 虑 决 定 加 以严
惩。 对此，曾国藩（ 2015：156-157）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十二月初
十与诸弟书”中回复：
澄弟办贼 ，甚快人心，然必使其亲房人等知我家是图地方
安静，不是为一家逞势张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
恶。 贼既办后，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声色，即心中亦必存一
番哀矜的意思，诸弟人人当留心也。
虽然没有对曾国潢的办贼直接提出反对， 但曾国藩却非常郑重地
强调办贼不是为了自己家族的逞势张威，并劝诫弟弟们要特别留心。
曾国潢还组织了当地的“安良会”，他在“道光二十九年（ 1849）二月
廿三日澄弟来书”中提到：
弟今日在白泥观为贼案，是芳头冲朱仲七捉贼，明日又要
去落脚。 此贼大半在乡要开释，因止十五六岁，非惯贼（声音是
衡阳人），又是白日打锁进屋，所检什物亦甚少，未出即捉到。
地方招愍之人家，或稍出罚项入公，则了之矣。
去冬我家为头，捐钱四十挂，兴“安良会”。 通都收钱，前十
五会簿，巳有三百千。 自后都内有捉贼者，是赃真盗确，传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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