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 - 《社会》2024年第6期

社会·2024·6

现象的比较，才敢直接将儒家思想确定为“儒家角色伦理学”。 如果说，
但凡提及角色就得有其背后的自我问题， 那么儒家角色伦理背后有没
有自我问题呢？ 至少他们两个都不这么认为。 比如， 罗思文、 安乐哲
（ 2020：117）认为：
（1）对早期儒学最好的描述是“角色伦理”；（2）这种“角色
伦理”在东西方的哲学中是独树一帜的；（3）它首先体现了人
是由其所处的角色构成的“关系人”， 而不是作为个体的“自
我”；（4）它体现了一种以家庭感情的切入点，在这个世界上发
展出具有完善的道德能力和宗教情感的道德生活的特定视野。
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里的角色不是扮演的，而在其本身（罗
思文、安乐哲，2020：55）。 也就是说，在早期儒家对于人的讨论中，角色
并不是由自我确定的，而是在关系中确定的。 显然，罗思文和安乐哲认
为，西方社会学的角色扮演虽然也有关系的倾向，但这样的关系不构成
“关系人”，进而一个分析儒家角色伦理学的框架也就形成为：
在这个框架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是一个独特的人，但不
是上面所描述 的 个人 （ 指 个 人 主 义 意 义 上 的 个 人 ———笔 者
注 ）。 我们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不是自主的，而是相
互依存的；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被我们对他人所负的责任所
限制，我们和哲学人互相定义对方。 也许对今天多样化的社会
来说最重要的是，以家庭为导向的伦理可以促进文化多元化，
即使不是普遍主义。 （罗思文、安乐哲，2020：107）
显然，罗思文和安乐哲认为，儒家角色伦理学的提出一方面是对西
方个人主义分析框架的修正， 另一方面也是对早期儒家思想研究的一
次理论性概括，在比较的同时还伴有某种程度的溢美之词，其核心要点
都是儒家讨论人的角度，都是以关系为前提。 笔者在这里并不想止步于
此，而是还要做进一步追问：如果中国人的角色伦理学像罗思文和安哲
文那样给予充分肯定， 为何近代以来有那么多中国学者要对此大加痛
斥，并想热烈拥抱西方的个性解放或者自由平等？ 并且，为了实现这一
向往，还要从打破传统婚姻和家庭开始呢？
这表明，对于一种关系性的理解，其实有内外视角之分，也有是否
有切身感受之分，其间透露出的重要性在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不能只满
足于从儒家角色伦理来讨论中国人的关系性。 与个人主义中的抽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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