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8 - 《社会》2024年第6期

私有财产的温和化：卢梭与平等的政治经济学

会，只不过，由于他的“共和精神走得太远”，他想要的不是一个自由发
展的商业社会，而是一个经过“消毒”、在各产业之间和城乡之间实现了
平衡发展的商业社会（参见 Hanley，2010）。 洪特的追随者索恩舍尔沿着
其师的方向继续推进， 声称卢梭所追求的自由国家同时也是一个财政
国家（ fiscal state），政府支出、财政系统和社会收入分配共同维系了自
由的政治经济体系（ Sonenscher，2020）。 应该说，洪特学派把卢梭对文明
社会和财产权的批判纳入商业社会和社会性的问题域， 有利于我们更
恰当地把握卢梭的理论意图；但他们过度专注于政治经济学细节，也导
致其解释与卢梭政治哲学的整体基调存在根本的龃龉之处。
在重重矛盾中，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卢梭对财产权的复杂态度？ 自
然状态往而不返，个体和政治体该如何面对文明社会（特别是体现为竞
争和攀比的个体间交往）带来的道德和政治挑战？作为“政治经济学”一
词的发明者，卢梭自己对政治经济体系有怎样的构想？

二、 私有财产的诅咒与应许

要理清卢梭对私有财产的看法，我们必须首先回答，当卢梭批评私
有财产时，他究竟在批评什么。 为此，必须仔细考察卢梭对人类不平等
的演化过程的描述。 卢梭坚决反对以往的社会性理论，他相信，人类的
原初状态体现为彻底的非社会性（unsociability），认为这些理论不恰 当
地将文明社会的人性成果投射到了自然状态之中。 作为身体性和当下
性的存在， 野蛮人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和观念， 只有两种本能性的激
情———自爱（amour de soi）和怜悯（pity）。 自爱使他们（仅）关注最低限
度的自我保存，靠着强健的体魄维持生存，既不需要与他人打交道，也
不需要对未来有任何预期。 虽然怜悯会使他们在看到同类的痛苦时感
到不适，但这种感情只是近乎简单反射的“物伤其类”，并没有在个体之
间建立稳定的联系。 此时的人类可谓某种“次人”（sub鄄human），他与野
兽的唯一差别在于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即根据条件变化来改变 生
活方式的能力。 恰恰是这种动物式的“前善恶”（before good and evil）状
态标志了“人的自然善好”（the natural goodness of man）。 只是由于人口
增加和自然灾害等偶然情况，人们才被迫聚集在一起，产生持久的社会
交往。 在社会关系中，人的心智得到开发，逐渐学会通过比较来把握事
物之间的关系，也通过比较认识到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的优越性。 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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