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2 - 《社会》2024年第4期

从农场宿舍到村寨共同体：一个老挝中资橡胶农场的雇工管理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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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由老挝政府推动的短暂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认为其失败的最主要原
因是农民对合作的理解与政府推行的政策的错位。 老挝农民也重视农
业合作， 但是其农业合作的最重要基础是广泛的实践性的 （有选择性
的）亲属网络，而不是政府的强制性安排。
第三，村寨的重要性。 老挝村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封闭共同体
的特征（ Ireson，1996）。 由于村寨内部的亲属关系是扩展性和实践性的，
基于血亲和姻亲的亲属关系才可以沿着诸如“哈格”（“爱”，Hak）等兼
具私密之爱、家庭之爱和友人之爱等多重情感，融通血缘与非血缘、亲
属与非亲属以及家庭与村寨等不同面向， 亲属关系才能进一步扩展为
村寨共同体， 亲属情感才能进一步转换成村寨的“情义共同体”（苏世
天、郝国强，2022）。 当然，老挝的村寨共同体特征也与其庇护主义传统
有关。 在庇护主义传统下，老挝社会更重视地方性与私人性关系，地方
社会与中央的连结较为微弱， 而与村寨等地方性的领导者有着更紧密
的 认 同 。 老 挝 村 寨 几 乎 不 与 更 大 的 政 治 或 社 会 单 位 进 行 紧 密 连 结
（ Ireson，1996）。 6 艾尔森认为，法国殖民的历史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
历程对老挝村寨的传统组织形式的影响甚微，尤其是在“基本的价值观
念和行为方面”，老挝农民的村寨认同至今依然强烈，构成了一道“看不
见的墙”（invisible walls）（Ireson，1996）。 在当下，老挝村寨的共同体及其
自治属性甚至得到了政府的更大赋权， 由于老挝政府自身财力物力及
行政治理能力不足， 大量村寨建设与管理的工作都是直接由村寨内部
解决。 这些工作既包括道路维修、学校修建、寺庙修缮、农田水利维护等
村落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也包括处理偷窃、家庭矛盾、离婚、婚外情、打
架斗殴等日常治安事件，还包括对搬迁、出生、结婚、离婚、死亡等的登
记及审批，各类税收的上报和征缴，土地的开发、买卖、分配等复杂繁琐
的村落日常管理工作。 在这些工作中，村长的位置举足轻重。 村长通常
被视为村寨的代表，上述工作也均由村长负责召集与组织。 在某种程度
上，村长甚至还扮演着村寨“外交官”的角色，代表村寨村民与外界进行

5. 1979 年，老挝政府宣布合作社不再扩展，同时允许农民退社。 到了 80 年代，政府基本
不再提及“合作社”，合作社处于逐渐消亡的状态。 不过，合作社真正终止的标志是 80 年
代末的土地私有权得到确认（参见：俎洪生，1998）。
6. 这与中国社会形成有趣的比较。 有研究指出，中国人对中央的满意度高于地方，并且
随着政府级别的增高，满意度会逐级增加（参见：Cunningham,et al.，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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