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5 - 《社会》2024年第4期

社会·2024·4

工伙食，等等。 最后，农场会对胶工日常行为进行 管 理 ，如 采 用“禁 ”
“引”结合的方式进行行为控制。 所谓“禁”，即将一些行为定性为对农
场或胶工有危害，并予以禁止，例如禁枪。 胶工原来生活在山区，家家
户户都有猎枪，但从农场管理角度看，猎枪对农场公共安全构成潜在
危害，而且狩猎是一种耗时的娱乐，胶工们狩猎结束之后往往还会三
五成群地喝酒狂欢，严重影响橡胶生产。 所谓“引”，就是引导胶工改变
传统生活习惯，引导他们种植蔬菜，圈养畜禽，养成储蓄习惯等。 传授
蔬菜种植技术，是想引导胶工从刀耕火种的山地生活向平地集约的农
业生活方式转变。 圈养畜禽，是要引入一种科学与公共卫生的现代性
理念。 至于储蓄，胶工以前很少有储蓄习惯，拿到工资之后总是第一时
间挥霍殆尽。 二队队长说：“刚来时，胶工们领到工资就买老挝啤酒喝，
喝醉了第二天又不好好上班。 而且，老挝啤酒也不便宜，他们喝的量又
多。 很快工资就没了。 而现在，固定到银行存钱的胶工越来越多了。 ”
从农场角度来看， 储蓄既有助于胶工养成合理安排日常开支的习惯，
也有利于保障橡胶生产的正常进行。
不难看出，孔雀农场试图打造“工厂宿舍+单位制”的管理模式，但
其逻辑依然是将胶工视作个体劳动力。 虽然从工人福利的角度出发，农
场提供了包括住房、娱乐、宗教、教育等全方位立体服务，但其最终目的
是为保障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使农场获得稳定且忠诚的个体劳动力。
而在中国，“单位制” 的实践是为了创造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型社会
结合方式， 单位制下的工厂同时是一个执行国家意志的行政组织 （路
风，1989）。 相比之下，孔雀农场的“单位制”始终是经济的，不 是社会
的，更不是政治的。 这当然既包括客观上的“不可能”，也包括主观上的
“不愿意”。“不可能”是因为孔雀农场作为外资企业，既无力全盘复制
单位制管理模式， 也不可能被允许扮演兼具政治意识形态目标和全面
社会改造目的的全能型单位制角色（李路路，2002；李猛、周飞舟、李康，
1996）。“不愿意”是指，作为一个营利性公司，农场的实践逻辑本质上是
市场主义的， 而非以打造一个全新的有机运转的社区作为农场的核心
目标。 由此可见，孔雀农场的实践是并不完全的“工厂宿舍+单位制”管
理模式，实质上依然是将劳动力与农场的关系视为“交换关系”，而未清
晰地看到劳动者社会结合的内在需求。
正如前文所言，流动对于老挝胶工而言是常态，流动也意味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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