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1 - 《社会》2023年第3期

社会·2023·3

在古树山村完成整体规划后，李建柱家的三个儿子各分得一处宅基地，
这招致了老三媳妇王家慧的不满。 她有两个儿子，一处宅基地显然不够
他们日后结婚分家用。 为此，三叔李文昭提出以低于村内宅基地交易价
的价格将他家的一处宅基地卖给王家慧家，因王家慧不愿出钱，此事只
得作罢。 2013 年，三叔李文昭去世，他的妻子搬到儿子家中居住，邻居
张大奎想买李文昭家空出的宅基地， 王家慧听闻此事后一直拦着不让
交易，张大奎气不过与她打了一架。这一架后，王家慧被鉴定为轻微伤，
可她却认为医院鉴定作假。 2014 年，王家慧到孟河镇政府反映此事。 自
此，郁县的孟河镇政府开始了与王家慧长达 8 年的博弈。
上述过程就是本文案例的大致面貌。毋庸置疑的是，既往的信访研
究已经非常丰富了，那么本文以信访事件为研究案例，其视野和旨趣又
在何处？
首先， 政治统合制这一制度—行动逻辑的历史来源和最佳实践情
境就是信访制度和信访事件。 因此，在本文案例的过程研究中，信访事
件是最接近于属地责任的“理想型”，也是最适合和最典型的经验现象，
过程的前后对比更能凸显两个阶段政府行为逻辑的差异。 当然，这并不
是说只有在信访事件中才会出现模糊边界的清晰化， 只不过在此过程
中，基层政府“政治单位”的角色面向更为突出。 在现实里，除了信访事
件，如项目制、运动式治理等都有可能导致基层政府“政治单位”角色的
突出和责任边界的清晰化。
其次， 本文研究的是基层政府流动的责任边界而并不仅仅是信访
过程中的二元互动。 严格地说，王家慧案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信访案件，
而是经历了从行政案件到信访事件的转变过程。 亦因如此，下文并未将
这一案例置于传统的信访研究中进行讨论———如果仅仅将此案作为信
访案件，就很容易忽视基层政府责任边界的变动性以及基层政府“业务
与政治”的双重角色面向。 实际上，本文想解释的是一个基层政府责任
边界流动的过程。
因此，下文将这 8 年的博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规避”阶
段， 作为业务部门的基层政府有意将责任边界模糊化， 并将责任推给
“ 条线”部门；第二阶段为“担当”阶段，在属地责任制的压力下，作为政
治单位的基层政府的责任边界清晰化， 它承担起拦访、 安抚等主要责
任，同时，通过将村干部行政化的方式为自身分责。 下文试图从上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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