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5 - 《社会》2023年第3期

社会·2023·3

2016），却与传统中国的“简约治理”有着显著的区别（黄宗智，2008）。 总
的来看，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科层体系中有着明确的成文责任，但在
实践过程中，无论是面对社会还是内部部门，基层政府的责任边界并不
总是清晰的（叶敏，2022）。
之所以要从责任边界的角度探讨基层政府多重行动逻辑的转换，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 基层政府无论是选择规避风险还是担当风
险，其前提都在于厘清责任边界———哪些是基层政府可以逃避的责任，
哪些又是基层政府必须担负的责任，因此，责任边界成了基层政府在治
理活动中选择策略的依据；第二，受治理情境变化的影响，时而清晰、时
而模糊的基层政府责任边界也因治理活动的走向而发生着变化。 换言
之，正因基层政府责任边界的流动性特征，我们可以借此解释变动且相
悖的治理图景。 那么，在具有流变性的基层治理情境中，基层政府的责
任边界如何变动，变动的逻辑何在，在这一变动中又产生了何种治理策
略，这三个问题构成了本文关注的核心。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在动态
层面细致描绘出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 并借此推进对基层政府责任边
界的研究。

一、 流动的责任边界：一个分析框架

如前所述，基层政府的责任边界表现出流动性的特征 ，这 意 味 着
基层政府的责任边界并不是单一的状态，不同状态之间存在着转换关
系。 为了厘清这些关系，我们首先需要从历史脉络和制度逻辑层面解
释为什么基层政府的责任边界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中国的治理活动
需要同时回应政府和政党两方面的要求，基层政府亦同时承担着行政
与政治的双重责任。 如果说治理活动本身是为了维系政权合法性基础
的话，那么理性官僚制就成了维系治理活动的重要组织基础和制度—
行动逻辑。
（一）理性官僚制：清晰边界的模糊化

在韦伯（2004：87）看来，现代官僚制是理性化发展的结果，是具有
革命性的，因此，作为支配方式的理性官僚制成为了现代国家治理活动
的主要抓手。对于中国来说，官僚制并不陌生，传统型权威下的“官僚君
主制”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和组织遗产（孔飞力，2012：233），这使得在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家政权建设中， 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官僚制度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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