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 - 《社会》2023年第3期

权利与权力：福柯治理术论述中的法律问题

种权力类型的想象和设计在欧洲的权力实践中被现实化， 发挥着实实
在在的作用。 由此可见，福柯是承认两种权力类型的，这是他论述的前
提。
首先，两种权力类型有历史分期。主权权力的形成源于中世纪后期
王室权力的建构。“中世纪发展起来的巨大权力制度，包括君主制、国家
和国家机器，是建立在此前多样化的权力基础上的，并在一定意义上同
—
这些多样化权力——密集的、相互纠缠的和冲突的权力，直接或间接地
束缚在土地上的权力，与军队所有者捆绑的权力，与农奴制相勾结的权
—
力以及束缚在封建主和其隶属的纽带上的权力——相对立……面对这
些相互冲突的无数力量， 这些庞大的权力形式是作为权利原则在发挥
作用。 这些权利原则超越所有异质性宣称，展示了形成统一政体、将其意
志等同于法律、 通过禁止和认可的机制来行动的三角区分。 ”（ Foucault，
1978：86-87； 福柯，2002：64-65） 主权权力以法律为其正当性来源，与
专制主义同步形成，其实践构成古典时期权力运作的核心。 但是，法国
大革命以后， 法律统治开始后退，“新的各种权力方法不是通过权利而
是通过技术，不是通过法律而是通过正常化（ normalization），不是通过惩
罚而是通过控制来确保其运作， 这些方法逾越了国家和国家机器而在
所有层面以各种方式被运用。 数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参与到这样的社会
类型中：司法越来越不能对权力进行法典化（ coding），越来越不能作为
权力的表象体系”（Foucault，1978：89； 福柯，2002：67）。 现代以来，法律
作为权力及其实践的合法性来源的地位在消隐， 权力越来越依赖知识
为其提供各种技术和标准。 这是权力机制的性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即便如此（其次），在治理社会中，法律和权利还是形塑了权力实践
的边界，虽然这个边界可能被治理穿透和渗透，但仍具有实质意义。 17
世纪以来的契约观念一方面形成了国家主权意识和制度， 无论这种主
权是归世袭的君主掌握还是归共和意义上的议会掌握， 其合法性的根
基都源于臣民之间或臣民与掌权者之间的契约关系， 对契约的违背即
意味着主权合法性的丧失；另一方面形成了个人主权意识和制度，保护
个人的自然权利和自由， 这一个人权利又以限制国家或君主主权为前
提。 政治权力的实践即治理虽然可能不断突破甚至侵蚀着法律和契约，
但至少在纸面的制度和形式上不会否定法律和权利， 而必须通过捍卫
法律和契约或主权和个人权利来获得合法性。 职是之故，福柯才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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