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8 - 《社会》2023年第3期

集体制与家户生产

正向作用的研究， 更多地关注农业科学要素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
设的投入。 本文则指出，对于特色产业的发展而言，集体化时期带来的
技艺扩散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在安溪茶区村落的案例中，集体制改变
了产销技艺在核心家族内传承的传统，将之转换成生产队的公共财富，
在以家户为单位进行劳动分配的生产安排下，家户参与到茶叶产、制、
销的各个过程中。 这些产销技艺进而转化为队员自身的具身经验，成为
分产到户后家庭产业发展的基础。 在茶业产制层面，农户发展茶叶生产
的基本经验和必备的技艺均来自集体化时期。
其次， 集体制对地方茶产业产生的正面影响是国家治理逻辑与乡
土传统交互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集体化时期的生产队长作为国家正式
权力的一部分， 得以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对传统的家计方式和人的思
想观念进行改造， 从而使得相应的生产安排在最大程度上符合集体的
利益，同时使茶园开发得以顺利推进。 另一方面，由于角落与生产队的
重合，村队制度并未创造出超越传统家族村庄的社区生活方式，正是以
家户为基础的劳动安排和利益分配， 才直接影响了产销技艺的分配和
习得形态， 并最终影响了分田到户后家户的茶叶生产和地方产业经济
的发展。 有关集体时期农业生产的研究最常见的结论是集体劳动必然
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和对农户激励不足（林 毅 夫 ，1994；Siu，1989），而 另
一个与之截然相反的结论则是工分制度形成了具有高度“物质主义”取
向的激励机制，农民个体的利益置换了集体的目标，最终不利于农业经
济的发展（ 张江华，2007）。 虽然二者对集体制下农民劳动积极性的解读
并不相同，但共同点是将生产队员视为自私的个体，认为他们仅依据劳
动报酬和收入分配制度进行理性行动。 但村庄的制度传统及其行为逻
辑仍然约束着个体的行为，例如孟庆延（2012）对“倒欠户”现象的考察
就指出，传统乡土社会保障农民不挨饿的“生存伦理” 在集体化时期仍
形塑着社员与生产队的关系。 而本文想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生产队长极
力增进集体收益又兼顾平衡家户生计的行为，在实质上超越了“生存伦
理”的考虑，更像是一个统筹全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家长”角色。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家长”角色，又如何理
解其在地方乡土传统及国家治理逻辑之间的位置？ 在孟庆延（2012）的
研究中， 农业集体化的成败实际上蕴含在乡土逻辑与国家逻辑的持续
性张力之中，具体表现为具有实质意涵的“家”与作为集体表征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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