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2 - 《社会》2023年第2期

从臣民到市民：韦伯著作中的城市类型学、城市的动态演变与非正当性支配研究

这种对“正当性支配” 的理解意味着，“正当性危机” 是可能存在
的，且“权威主义命令权”的某种扩张趋势需要被“正当性信仰”的有效
整合所制衡。 而更重要的是，如果要整合“正当性信仰”，那么自下而上
的“反权威”结构可能是必要的理论前提。 韦伯本人尝试给出的最受学
者关注的“整合正当性信仰”的方案是：以超凡魅力支配为核心的“领袖
民主制”。领袖借助其煽动性，能够先从被支配者层面获得认同，继而获
得支配权；此外，“领袖民主制”也符合“大众民主”作为形式上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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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的这一现代政治背景。 然而这一解决方案仍存在较大问题。 其中
很重要的一点是：“超凡魅力”的实践易于过分强调对“某个人”的信仰
—
认同，从而带来只认同个人，不认同常规经济秩序的激进“革命”——这
种“革命”会强调对“超常需求”的满足（韦伯，2010c：1261），因而很可能
颠覆维系国家常规运转所必需的日常经济秩序，带来更大的秩序问题。
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危机”固然需要解决，国家的强制行政制度需要得
到自下而上的认可， 但这一调和不能以牺牲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为前
提。 这一基础表现为“日常生活所需的常规经济秩序”（下文简称为“日
常需求”要素）。 韦伯在《德国的选举权与民主》中表达了“日常需求”对
国家的重要性：“经济工作必须保持高强度和理性化……只是为了使我
国大众无论如何都有可能活下去”“德国的整个经济与政治未来， 大众
的基本生活标准以及‘文化需求’手段的供给，首先有赖于德国的生产
性经济工作强度不被降低……”（韦伯，2009b：69-70）。 韦伯的“超凡魅
力领袖”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韦伯本人对“日常需求”在国家政治中基
础地位的强调提示我们，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危机”不是抽象的政治观
念是否正确或是否应当的问题， 而是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中如何实现政
治观念的问题。 这意味着如若要从韦伯理论著作中找到真正解决现代
政治“正当性危机”的方法，就需要一种能同时调和与兼顾“权威主义命
令权”、自下而上的“正当性信仰”以及“日常需求”三者的制度实践逻
辑。 10 或许是对“超凡魅力支配”有更多的政治期许，韦伯在纯粹“超凡

9. 此处除了韦伯自己意识到的“超凡魅力支配”与日常需求的冲突之外 ，还可能存在的
问题是超凡魅力支配与极权主义（法西斯）之间的某种模糊关联。 韦伯并未很好地回应
和 解释 超 凡 魅 力 支配（领 袖 民 主 制）如 何 不 会 发展为 一 种极 权 主 义（Mommsen，1974； 李
猛，2001；Baehr，2008；Radkau，2009；Derman，2012）。
10. 这种“寻找韦伯的理论以 解决其 正当性危机”的思路受 李猛《除魔的世界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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