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0 - 《社会》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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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臣民到市民:韦伯著作中的城市类型学、城市的动态演变与非正当性支配研究
下”的权力结构和“自下而上”的观念认同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张力,
从而威胁到现代政治(国家)秩序的稳定。
强制支配的权力结构如何实现秩序稳定, 这一问题牵涉到韦伯对
“支配”概念( Herrschaft)的研究。 4 与“权力”不同的是,“支配”在定义中
包含了“秩序”要素:“支配”意味着“特定群体”中的“特定命令”能够得
到服从,“特 定 群 体 ”与“特 定 命 令 ”指 涉 了一 个有 边 界 的“秩 序 ”范 围
( Breuer,2019)。“支配”在此处是一种“权威主义支配”,而“权威主义支
配”转变为“稳定秩序”的关键条件是“正当性”。 正当性意味着需要让
“被支配者”承认或者认同该秩序是正当的,需要在秩序内部建立一种
对“正当性”的信仰(韦伯,2009a:319)。 在“正当性信仰”的加持下,单纯
的“支配”转变为“正当性支配”,从而维系秩序的稳定。 根据“正当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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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理论要点,我们可将“正当性支配”分为“权威主义命令权” 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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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性信仰”两个要素,秩序稳定需要这两个要素的结合。 尽管“官僚制”
是韦伯“正当性支配”中“法理型支配”的典型表现形式,但借助这两个
要素在逻辑上的区分, 我们可以看到官僚制在现代政治中的面貌更接近
“权威主义命令权”。 官僚制在现代政治实践中展现了“权威主义命令权”
与“正当性信仰”二者的失调,这一失调给现代政治带来的张力和不稳
定性在“正当性支配”的概念框架下可归纳为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危机”。
解决这一危机的关键是重新实现“权威主义命令权”和“正当性信
仰”的调和。 面对现代政治中过于突出的“权威主义命令权”,实现二者
的调和需要将“正当性信仰”有效整合起来。必须补充说明的是,韦伯对
“正当性支配”的理解在其早期和晚期作品中存在差异。 本文之所以能
够将“正当性支配”分为两个要素进行分析,且进一步推导出再次调和
二者才能实现秩序稳定,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对这一差异的理解。 韦伯
4. 需要注意的是,韦伯区分了广义的支配和狭义的支配:广义的支配并不涉及权威主义
的命令权,而是以利益格局为核心的、自由的互相影响;狭义的支配才 是讨论权威主义
支配的命令权与正当性的问题(韦伯,2010c:1084)。 本文关于正当性的讨论也是基于狭
义的支配而言。
5.“权威主义命令权”对应英文“authoritarian power of command”,其中“authoritarian”一 词
的翻译在阎克文译《经济与社会》中是“威权主义”。 为避免该词可能具有的歧义或特指,
本文采用康乐等译《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韦伯,2010a:393)中的翻译“权威主义”。
6. 对于国家而言,“正当性的信仰”不仅会带来国家秩序的稳定,也会使得国家行动是“正当
的”。 国家的地位即源于内部成员的“正当性”共识所带来的“声望”(韦伯,2010c: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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