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2 - 《社会》2023年第2期

共生与世界主义：帕克人类生态学视阈下的美国社会

单独生存的条件下共同生活。这种自然经济的生态秩序被称为共生。共
生关系的领域总是比那些由交流引发的亲密的、 私人的和道德关系的
领域更具包容性，也更能迅速地扩展（Park，1938：194）。 于是，二者之间
的难以匹配带来了文化适应的难题。
交流的功能是“维护社会群体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的统一和
健全（ unity and integrity）”（Park，1938：192）。 在时间的维度上，任何社会
形式都有其生命。 正是通过交流，社会形式的生命才以传统的形式传递
下去。 就空间而言，交流赋予社会群体以文化单位的特性。 交流编织了
一个相互期待的网络，把家庭、市场等不同的社会实体联系在一起，维
持一种使其能够发挥各自功能的协调。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每当新的
交流形式促使文化上彼此孤立的不同族群密切接触时， 常见的后果就
是加剧竞争，引发冲突。
这是一个被少数零散的种族群体占据的领土， 每一个族
群都是一方小天地的焦点和中心，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成员
都以相互熟知和忠诚的纽带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在这些小
的部落和家族单位之外， 人类生活在这样一种彼此的关系之
中，就像他们与动植物生活在一起一个样。 （ Park，1938：194）
当各族群的人们选择在同一个生境内谋生时，他们很可能“生活在物
理上毗连，但或多或少完全处于道德隔离的境况中”（ Park，1938：201）。
这是历史上每一位移民的处境，他们“寻求在既定社会的经济秩序中找
到 一 席 之 地 ， 同 时 又 保 持 着 与 其 格 格 不 入 的 文 化 传 统 ”（Park，1938：
202）。 定居在文化的边疆，不受与外部世界来往的侵蚀。 这种既近又远
的心理特质意味着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距离感始终挥之不去（李
凌静，2018）。
由于移民缺乏家庭和群体传统施加的控制，因此他们“对移居国的
传统和习俗的影响更加开放” （Park，1921：177）。 这些移民表现出的
“ 对 外 部 刺 激 的 敏 感 性 ” 而 不 是 被 动 响 应 ， 为 充 斥 着 多 族 裔 聚 居 地
（ethnic enclaves）的道德危害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Wald，2002：667）。 换
言之，移民聚居区提供了一个舞台，在那里，都市社会学家可以测试自
己的能力：把患病的外来者（diseased outsiders）转变为美国文化的生产
承载者（productive bearers）（Wald，2002：667-668）。 他们试图把移民聚居
区变成可预见的“过渡社区”，一个过渡的地理空间和发育的中间阶段，

· 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