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7 - 《社会》2023年第1期

社会·2023·1

圄，可是也是她们生活的寄托，她们希望工厂是一个家，一个
理想的家。
他还发现，女工会在工厂内建构一种极有意义的“假亲属组合”，以
此来建构自己理想的家（田汝康，2015：468）。
也可以说， 现实中大部分工厂女工的实际情况与王婉秋和宝珠都
不相同。 费孝通塑造的宝珠形象及其家庭是一个并不多见的理想型，接
近《生育制度》所描述的“童养媳”的最好情况，即有一个善良的母亲和
一个共同成长并爱着自己的丈夫。 正是在这样一个家的养育之下，宝珠
才能破茧而出，继而返回来带动和影响这个家。 王婉秋则是另外一个理
想形象，在现代教育影响下，她自己主动抛开原初的家，但又无法在单
纯个体性的生活中找到生命的意义，所以一直在追寻另一个幻想的家。
对大多数现实中的女工而言，一方面，原初的家并不是一个幸福之
所， 而是一个希望逃离的处所， 工厂恰恰给予了她们一个逃离的可能
性。 在逃离了原本的家之后，她们并没有像宝珠那样在家与工厂之间生
出一个完整的自我与新的生活世界， 而是在工厂中继续追寻一个传统
的家。 这一追寻的结果， 或者是在工厂中组织起代替家的“假亲属组
合”，或者是将对家的渴望转变为某种对于男女恋情的依赖，最终以感
情为理由轻易与男性私奔去了城市。 在这两种情况下，费孝通理想的拥
有以家作为生命力源泉的中国现代性的“自我个体”其实都没能得到真
正的发育和成长。 对现实中的女工来说，在新的时代和社会中，家仍旧
是原来那个家，要么只能替代，要么只能逃避。 不管以何种方式呈现或
扭曲，家同样是她们绕不过去的生命之根。
反观《茧》，宝珠最后之所以能够率领家人与村民打破流言以及工
厂的阴谋，是因为她将家与社会、工厂结合起来，并将其纳入一个更大
的生活世界。 这个意义结构之所以能够出现，恰恰是以宝珠富有生命力
的自我个体为中心而确立的，在她的影响下，打破了原本独立的家与工
厂两个意义体， 将两者及更宏大的民族和国家都结合进了生活世界的
意义结构。 费孝通在《茧》中展现给我们的正是他理想中依托于家所构
建出的中国现代个体，以及在这一个体上确立新的生活世界的可能。 在
这一点上， 如果再联系费达生与郑辟疆几十年的爱情及其到了年老才
结婚的事实， 可以认为费达生的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突破了传统意义
上的小家，并与民族和国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意义上的家。 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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