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6 - 《社会》2023年第1期

家、工厂与中国现代个体的诞生

出来的生命力来应对和接纳工厂等现代世界的新的生活经验。 在家与
工厂这两个经验领域的重叠和张力中， 自然而然地萌生了真正有生命
活力的现代个体， 而不是单纯通过文化教育的方式灌输某种抽象的个
体意识。前者的生命力来源于作为“茧”的家庭，而且自然地会重新回到
家庭，并以新的自我重新塑造和影响家庭。 后者则存在意义结构的虚幻
性， 使个体能动性难以顺利建构出新的意义结构而有陷入虚无状态的危
险。
在《茧》中，除了宝珠和王婉秋，还有很多其他的工厂女工形象，费
孝通对他们似乎只是一笔带过。 例如：
孤独感向宝珠袭来，她感觉自己正在漂离同伴们。 她不喜
欢她们的闲言碎语。 她哪会加入那些讨论发型、衣服、丈夫和
其他此类无聊琐事的闲谈？ 她越不喜欢她们消磨时间的方式，
就越与她们隔闵。 （费孝通，2021：52）
在这里展现的普通女工形象也许才是大部分工厂女工在现实中的
形象。 那么，这些女工形象与宝珠之间是何种关系呢？
费孝通的弟子田汝康写于 1940 年的《内地女工》对当时昆明工厂
普通的内地女工进行了更加详细的描述。 他研究发现，首先，大部分女
工进厂的理由并不像费孝通笔下的宝珠那样是为了供养家庭， 恰恰相
反，她们主要是为了逃避某种原因所引起的家庭烦恼。
我们在女工的出身、教育程度，以及年龄等项目中很不易
找到一个共同的性质来， 但是“在家里耽不住”， 确是一般
—
的——除了极少例外———答案。 她们向我声诉各式各种的家
庭问题……（田汝康，2015：464）
其次，女工的工资也并不是拿回去供养家庭，大多数是自用，甚至
还向家庭求补助（田汝康，2015：465）。 当然，这里也许有时间与地点的
差别，《茧》 的写作背景是设置在抗日战争前的苏南乡村， 而 《内地女
工》的调查时间是 1940 年，地点在云南昆明。 但从《茧》对其他女工的片
段描述来看，这二者仍有很高的相似之处。
费孝通所说的家的问题在田汝康的调研中是否就不重要呢？ 田汝
康（ 2015：468）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她们在厂里还是以感情的联系来组织成生活的团体。 一
个女工曾和我说，“一个人不能一辈子不要家”。 家是女子的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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