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 - 《社会》2023年第1期

社会·2023·1

和暴力压迫的反抗，也不能像修正史学那样简单化约为制度建构的内
在环节；相反，它通过对自由理想的伸张，为现代英格兰政体的制度发
育奠定了基础。 6 现代国家机器和制度层面的发育并非简单的机械拼
接，也涉及不同政治理想之间的较量。
为了充分把握英格兰政体的运转原则， 并以此为范例揭示现代国
家制度发育背后的政治理想， 我们需要深入理解为现代英格兰政体奠
基的光荣革命。 面对欧洲政治军事竞争的压力，国王詹姆斯二世力图仿
效路易十四，建立常备军、扶植天主教，这些举措不仅没能赢得议会和
民众的支持，反而被视为在英格兰引入绝对主义的前奏。 随着 1689 年
《权利法案》的颁布，革命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它的影响远未终结。 为了
保存革命成果并限制法国的扩张，英格兰卷入了两场欧洲战争，与此相
伴的军事—政治体制发育， 以及围绕这些新的制度是否符合革命原则
的复杂争论，一道塑造了英格兰的宪政框架和分析传统。 受益于光荣革
命建立的“ 1688 体制”，英格兰避免了法国式绝对主义政体的命运，从欧洲
人眼中的“问题国家” 一跃成为现代政治自由理想的代言人（Pocock，
2003：423-505；Gibbs，1969；Stone，1994：5-6；Scott，2000）。 7 因此， 光荣

6. 蒂利模式和修正史学的分析思路成功地克服了以往宪政史研究中“英格兰例外论”
的论调，但是也为此付出了弃绝国家权力规范性的巨大代价。 规范性视角的缺失使他
们失去了充分理解早期现代政治经验的能力。 将“自由”等同于弥散在各级自治机构中
的封建式自由，意味着它只能是现代国家发育中要着力克服的障碍（Tilly，1975：37）。 这
样一来，制度建构和自由秩序变得格格不入。 因此，蒂利无法解释一个以暴力和压迫为
特征的现代秩序何以可能是自由的。 公允地说，蒂利很早就对自己低估法律体系的做
法非常警觉，特别是以“非国家伪装”（unstately disguise）出现并参与国家日常建构的法
律统治（Tilly，1975：6、49）。 不过，比起这些具体的法律，更重要的是法律统治背后的原
则。 如果将现代国家的规范性尺度和价值诉求丢弃不顾，蒂利的分析既不能充分地解
释英格兰，也无法深入地理解欧洲大陆的国家建构经验。 无论是国际竞争放弃领土兼
并的形式，还是各国以极低的成本建立国民常备军，都离不开国家权力的规范性在民
众中产生的感召力。 暴力的确起作用，但是现代国家对暴力的累积、组织化乃至最终垄
断，却难以与合法性问题脱钩。 用休谟（Hume，1985：468）的话说，现代国家的力量是“基
于权威和已经被认可的政府……的政治性力量”。 蒂利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在吸纳韦伯
诸 多 洞 察 的 同 时 ， 却 忽 视 了 韦 伯 最 重 要 的 洞 见 ， 即 现 代 政 治 是 基 于 合 法 性 的 统 治
（Weber，1991：78）。
7. 根据布鲁尔（Brewer，1990：xiv）的提示，理解 18 世纪英格兰政体的核心是，为何它能
够在享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同时避免法国式绝对主义政体的命运。 尽管他在分析中多次
谈到光荣革命，遗憾的是，他未能指出光荣革命对于英格兰政体的奠基性意义。 晚近以
来的史学研究认为，光荣革命并未毕其功于一役，思想史上的“英格兰政体”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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