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 - 《社会》2023年第1期

国际竞争与古代宪章：休谟论光荣革命与英格兰现代政体的形成

（一）国际竞争背景下的财政—军事国家建构
英格兰面对的政治压力首先来自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 西欧的
政治军事竞争推动了战争技术的发展和组织后勤能力的提升（ Roberts，
1967：195-225；Parker，1988；Downing，1992）。 自 15 世纪欧陆军事革命开
始，直到 17 世纪初，英格兰依然可以临时征调大型民用船只和士兵，以
数目优势弥补海军在火力和专业性上的差距。 随着战争日趋专业化，这些
措施越来越不合时宜（ Hume，2012a：374-378）。 战争时间延长和成本增
加对财政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往被视为例外支出的军事开支，逐
渐 成为 国王 开 支 的 主 要 项 目 （ Hume，2012b：129、141-142、148，2012c：
159、537-538）。 内战前，国王用以支付军事开支的收入主要来自国王领
地（ ancient demesnes）。 不过，内战废黜国王之后，剩余的国王领地也一
并被废除，这项权力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也没有恢复。 10 为了应对
军队和政府的日常开支，国王只能求助于议会拨款，从而对议会陷入了
前所未有的依赖。 如何在操持行政力量的国王和掌控财政权的议会之
间建立平衡，成为英格兰构建现代国家的关键环节（ Hume，2012b：135-
138，2012c：233-234、238）。
遗憾的是，议会对欧洲政治秩序变化的无知，阻碍了政治平衡的重
构。 残酷的内战让议会意识到，他们必须克制追求自由的狂热激情，不
能完全置国王处境和公共秩序于不顾。 因此，在削减王室收入后，议会
主动向国王提供一定数量的补偿；但这笔看似可观的拨款，对国王应对
欧洲政局变化而言不过杯水车薪。 11 对于这样的不利处境，查理二世本
人并非全无责任，轻浮怠惰的性情使他在议会面前缺乏权威；不过，对
公共事务无知的议会应该负主要责任（Hume，2012c：532）。 议员们“既
不考虑国王的贫困处境， 也不考虑欧洲国家大多扩张公共开支以增强
10. 熊彼特（Schumpeter，1991：111）指出，早期现代西欧的财税国家需要以非人格化和公
共 善 （common good）为 特 征 ， 这 意 味 着 议 会 拨 款 取 代 国 王 私 人 领 地（domain state）的 资
源，成为新秩序的财政基础。 据统计，内战前国王开支的四分之三都在议会控制之外，
查理二世复辟之初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 10%，因此共和清教革命和共和体系“标 志着
与以往体制的断裂和一个新体制的开始”（Maitland，1908：434；Braddick，2003：85）。
11. 休谟提供的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 仅维持海军舰队一项，国王每年需要投入 80 万
英镑，是此前的十倍；尽管议会同意每年向国王提供 120 万英镑，这是此前任何国王都
没有达到的数目，但实际拨付很少超过三分之二。 换言之，议会自认为慷慨的拨款只能
维持海军的基本开支，更不用谈其他军事开支和日常运作，“这对于公共开支来说显然
太过勉强了”（Hume，2012c：159-160、174-177、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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