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8 - 《社会》2023年第1期

以人民性为中心的科学实践

力，使之不可描述和不可分享（Scarry，1985)。 伯克（Bourke，2014）则指
出，疼痛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它并非在生理过程中自然产生，而是在与
社会世界的协商中生成的。 产痛作为妇女独有的疼痛，中国古代医书并
不认为它是病症，疼痛自然而需“忍耐”，临产六字真言为“睡、忍痛、慢
临盆”，“凡产育能耐心忍痛，听其自然，则万举万全；若谓药能催生，予
则未敢许也”（陈复正,1962：19）。 在传统中国社会，相比于处理难产、降
低产妇和婴儿死亡率等议题， 缓解生育疼痛并未成为医学的主要关注
点，疼痛的生育禁忌也较少。随着麻醉、催眠术的发展，世界各国有关生
育疼痛干预的知识逐渐传入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精神预防性无
痛分娩在中国的推广更成为一场旨在减轻甚至消除妇女产痛、 改造医
护、推行新法接生、动员和教育妇女的社会运动，伴随着共产主义革命
而生的是关于身体与疼痛的认知革命与科学技术革新。 本文试图分析
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作为一种外来的科学理论、 知识和技术如何在
新中国的语境下被接纳、正当化与转化，挖掘这一“实践”折射出的新中
国政治与科学之关系，以拓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
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起源于苏联， 由乌克兰哈尔科夫心理学家维
尔沃夫斯基于 1948—1949 年提出。 鉴于医药的缺乏，1951 年初，苏联保
健部长下令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成为正常分娩的标准方法， 同时开
始培训全国产科医务人员。 之后这一方法传入东欧等国，并以拉玛泽之
名闻名于西方国家。 基于巴甫洛夫理论，产痛是条件反射的产物，是后
天和暂时的。 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重新编码这些条件反射并创造了新
的积极的条件，通过产前教育使妇女学会控制身体（呼吸技巧、按摩腹
部、 采取正确的卧姿、 有意识的放松等） 以缓解甚至消除分娩的痛苦
（Bell，1981；Michaels，2014）。 在冷战背景下，20 世纪 50 年代精神预防性
无痛分娩被视为苏联科学界送给世界妇女的礼物。 妇女生育疼痛与“受
难”关联，铁幕所隔的西方和苏联分别成为苦难和拯救的象征，精神预
防性无痛分娩在东欧国家的传播呈现着社会主义地方性特征。 尽管向
苏联学习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政治对医学的作用并非长驱直入。 20
世纪 50 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文化和政治生活逐渐“苏联化”，苏联精神
预防性无痛分娩在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后并未完全“苏联化”，不同之处
在于药物止痛被允许且被认为符合原则；同时，对产妇情况的评估并非
仅依靠医生观察而是发展出客观的心理依据和科学的统计方法， 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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