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0 - 《社会》2023年第1期

以人民性为中心的科学实践

夏平和谢弗（Shapin and Schaffer，1985）在扛鼎之作《利维坦与空气泵》
中将“科学置于其地”，提出了科学政体的概念，认为科学从事者创造、
挑选并维护了政体，智识产物成为国家政治活动中的元素。 其后，巴斯
学派开始关注社会力，而拉图尔等人则发展了“行动者网络理论”。 20
世 纪 70 年 代 以 来 ，“作 为 知 识 的 科 学 ” 转 向 了 “作 为 实 践 的 科 学 ”
（Pickering，1992）。相关研究更纳入了全球和后殖民视角，要求将知识的
活动、翻译与传播的过程视为科学知识生产的核心，将科学本身理解为
接受者和生产者互相沟通的形式（Secord，2004），关注包含协商、推拉、
斗争和停滞的“动态知识”的双向流转（ Fan，2012b），着重于知识的流通
性，挖掘遭到忽视的行动者，从而凸显“科学是如何变成全球的”（Raj，
2013）。 总体而言，这一视角带来了科学的开放叙事。
学术界有关什么是中国科学、 如何实践中国科学的研究开始挑战
了科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五四”运动时期，科学主义取代了儒家信仰
（Simon and Goldman，1989），“赛先生”成为政治正当性修辞。 从格致到
科学意味着中国知识系统的现代转型， 科学发挥着建构新道德意识形
态的潜在功能(郭颖颐，2005；金观涛、刘青峰，2009）。 宗树人（Palmer，
2007）将 20 世纪下半叶的气功运动视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工程的产
物，气功成为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形成性关系连接，试图以证明和模仿的
策略“堂堂正正迈入科学圣殿”，“气功是中国科学”成为科学主义在气
功推广中的逻辑。 葛苏珊(Greenhalgh，2008）从如何建构中国科学的视角
分析了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并提出“实践中的科学主义”概念。虽然她有
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科学的断言值得商榷，但对“中国的科学是什么文
化”、科学和社会秩序互构、科学意义的生成形式、制度如何思考等问题
的洞察都推进了对科学和政治关系的探究。 范发迪（Fan，2017）、高敏
（Gross，2016）、 舒 喜 乐（Schmalzer，2016）等 学 者 对 地 震 监 测 、 血 吸 虫 防
治、科学种植的研究呈现着群众科学的群众动员、推翻社会等级制度的
革命承诺等特质。 王瑞和王马克（Kunze and Matten，2021）提出以经验、
实验和生产力为特征的群众科学，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哲学、解放工
农劳动群众的理想、 长期的物质限制和地缘政治孤立下的自力更生之
共同产物， 由此分析了中国兽医如何在群众科学的框架中被证明是合
法的科学。 朱佩仪（Chee，2021）将动物医学化视为“深思熟虑”的国家
工程，关注了由苏联传入中国的组织疗法及其后的鸡血疗法。 一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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