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8 - 《社会》2022年第6期

“单方索取”还是“相互需要”

兄弟结婚后短时间内连续的分家（Cohen，1976），即“媳妇 一 过 门 就 分
家”（尚会鹏，1997）。 从家庭养老的分工看，父母希望有一个已婚的儿
子留在家里承担赡养的责任，而根据中国长幼有序的婚嫁模式，排行
靠后的儿子往往最后成家，因此，父辈通常会把希望寄托在小儿子身
上（阎云翔，2006）。 考虑到中国人口预期寿命已经普遍延长，父母真正
需要赡养的年龄也大大延迟，因此，对小儿子而言，如果结婚后继续留
在家中，在父母尚能自立的时间，他们比自己的兄长能在更长时间内
获得父母的帮助，也与父母有更亲密的亲子关系（陶涛等，2021）。 与之
相对应的是，最后在养老责任的分摊上小儿子也往往要承担更多。也有
学者认为，在中国农村“长兄如父”的先赋性代内伦理责任下，往往是长
子留在家中，不得不在父母年老时承担赡养父母的职责，幼子则可以获
得更多寻求个人发展的机会（陶自祥，2011）。 另有研究提出，二孩家庭
与三孩及以上家庭的子女在养老支持的排行分工中存在明显差异，是
因为二孩家庭的孩子天然拥有老大或老小的“特殊身份”，养老责任基
本均摊，而三孩及以上家庭由于子女数量较多，加上在传统文化规范系
统中对中间子女的回报预期和情感投入相对较小， 在养老支持上表现
出“首孩效应”和“末孩效应”（陶涛等，2021）。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 2：首孩和末孩与父母代际同住的可能性最高，且末孩在代际
同住中更可能是抚育型和赡养型。
总之，多子女家庭的老年父母代际同住存在多种组合情形。在子女
性别上，一方面“养儿防老”和“从夫居”的传统依然存在，这使父母形
成了选择儿子作为同住对象的惯性导向；另一方面，由于女性在现代社
会中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对丈夫的从属程度降低，使得她们在对父母
的赡养中发挥了更大作用。 在子女排行上，无论是分家制度变迁中最后
留下的老小，还是传统文化规训中推崇的老大，他们都有可能是父母晚
年的同住选择倾向， 且老小还更可能是结婚后继续留在家中获得父母
帮助的人。此外，城市和农村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转变速度、社会保障
水平、文化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Wu and Treiman，2004），由此导致
城乡家庭在养老责任的性别分工和排行分工上有所不同， 在代际同住
模式中亲代对子代的选择机制也可能有明显差异。 因此， 在后续分析
中，本文将把城乡差异问题纳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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