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5 - 《社会》2022年第6期
P. 225

社会·2022·6

           的各个阶段,不同的亲代与子代构成了各具特色的同住组合。
               国内关于代际同住的早期研究大多强调老年人与子女同住是家庭
           养老的重要表现,例如,抚育—赡养模式强调子代对亲代的反馈,从养
           老的角度考虑代际双方的同住(费孝通,1983)。 这些研究侧重于成年子
           女对父母的赡养,普遍认为代际同住满足的是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忽视
           了代际同住中也存在老年父母对成年子女的支持。 事实上,逐渐完善的
           养老保障体系减弱了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 现在的老年人并不必然通
           过与子女同住来获得支持。 而且,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生活水平的提
           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老年人真正需要子女赡养的年龄也大大推迟(杨
           善华、贺常梅,2004)。 另外,老年人浓厚的情感需求也会推动他们进入
           子女的小家庭,提供多样化的帮助。 很多研究对于这种帮助所代表的现
           实意义和理论含义也进行了探讨:有的认为这是子女在“啃老”(宋健、
           戚晶晶,2011); 有的认为这是父母在责任伦理的驱动下把子女“扶上
           马”后“再送一程”(杨善华、贺常梅,2004;许琪,2017);有的提出这可能
           是两代人达成了一种代际交换默契,在同住中实现互惠互利,且代际交
           换阶段的亲代恩惠对子女的赡养行为也会产生直接影响(许琪,2017);
           还有研究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强调不同时期亲子双方有不同的需
           求(杨舸,2017;吴帆、冯丽琴,2020)。 总之,亲子之间频繁的代际互动与
           各有所求是当代社会促成代际同住的重要原因。
               另外,不同家庭代际同住的原因不同,想要达成的诉求也不一样。
           表面上相同的代际同住,背后的需求在不同家庭却有明显的异质性。 在
           需求内容上,亲代与子代各有特点,购房的窘迫与抚幼的压力往往推动
           子代向父母寻求支持。 一方面,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城镇住房短缺,
           许多城镇家庭被迫代际同住(Logan,et al.,1998)。 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
           的展开,中国城市的房价不断攀升,很多年轻夫妇很难凭借个人的积蓄
           独立购买住房, 不得不依赖父母的支持或继续住在父母家中 (许琪,
           2013;Li and Wu,2018;吴伟、周钦,2019)。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政府
           逐步从家庭福利体系中撤出, 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严重的就业竞争
           压力,夫妻双方往往需要都工作才能满足家庭的开支需要,加之普惠性
           婴幼儿托育体系尚未完善,存在需大于供、价格较高且质量参差不齐等
           问题,抚幼的照料压力一般就会转移给父母(杨菊华、李路路,2009;许
           琪,2013;石金群,2016;宋月萍,2019)。 此外,城镇双职工家庭往往会向


           · 218·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