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5 - 《社会》2022年第6期

社会·2022·6

的各个阶段，不同的亲代与子代构成了各具特色的同住组合。
国内关于代际同住的早期研究大多强调老年人与子女同住是家庭
养老的重要表现，例如，抚育—赡养模式强调子代对亲代的反馈，从养
老的角度考虑代际双方的同住（费孝通，1983）。 这些研究侧重于成年子
女对父母的赡养，普遍认为代际同住满足的是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忽视
了代际同住中也存在老年父母对成年子女的支持。 事实上，逐渐完善的
养老保障体系减弱了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 现在的老年人并不必然通
过与子女同住来获得支持。 而且，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生活水平的提
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老年人真正需要子女赡养的年龄也大大推迟（杨
善华、贺常梅，2004）。 另外，老年人浓厚的情感需求也会推动他们进入
子女的小家庭，提供多样化的帮助。 很多研究对于这种帮助所代表的现
实意义和理论含义也进行了探讨：有的认为这是子女在“啃老”（宋健、
戚晶晶，2011）； 有的认为这是父母在责任伦理的驱动下把子女“扶上
马”后“再送一程”（杨善华、贺常梅，2004；许琪，2017）；有的提出这可能
是两代人达成了一种代际交换默契，在同住中实现互惠互利，且代际交
换阶段的亲代恩惠对子女的赡养行为也会产生直接影响（许琪，2017）；
还有研究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强调不同时期亲子双方有不同的需
求（杨舸，2017；吴帆、冯丽琴，2020）。 总之，亲子之间频繁的代际互动与
各有所求是当代社会促成代际同住的重要原因。
另外，不同家庭代际同住的原因不同，想要达成的诉求也不一样。
表面上相同的代际同住，背后的需求在不同家庭却有明显的异质性。 在
需求内容上，亲代与子代各有特点，购房的窘迫与抚幼的压力往往推动
子代向父母寻求支持。 一方面，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城镇住房短缺，
许多城镇家庭被迫代际同住（Logan，et al.，1998）。 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
的展开，中国城市的房价不断攀升，很多年轻夫妇很难凭借个人的积蓄
独立购买住房， 不得不依赖父母的支持或继续住在父母家中 （许琪，
2013；Li and Wu，2018；吴伟、周钦，2019）。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政府
逐步从家庭福利体系中撤出， 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严重的就业竞争
压力，夫妻双方往往需要都工作才能满足家庭的开支需要，加之普惠性
婴幼儿托育体系尚未完善，存在需大于供、价格较高且质量参差不齐等
问题，抚幼的照料压力一般就会转移给父母（杨菊华、李路路，2009；许
琪，2013；石金群，2016；宋月萍，2019）。 此外，城镇双职工家庭往往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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