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7 - 《社会》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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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2·6
现，一旦控制子女与父母的居住方式变量，城市地区女儿在经济支持和
生活照料两个方面的直接效应就都超过了儿子，农村地区则表现为“儿
子出钱、女儿出力”。女儿养老之所以能够实现，也与妇女地位的提高和
家庭客观的养老需求有关。 妇女地位的提高意味着女性对于丈夫的从
属程度在降低，自身也有能力在经济、生活和情感上回报父母。 对于老
年人而言，儿子的工具性意义也在减弱，家庭中权力重心的改变与老年
人自身资源的缺乏使得父母对儿子的依赖变得愈加困难。 不仅如此，由
于更有可能外出打工，相比于女儿，儿子对父母的照料和情感需求更难
以实现（唐灿等，2009；许琪，2015）。 女儿养老与儿子养老背后的逻辑也
不尽相同：“一套是以规范，即责任、身份等为基础的系统，另一套是以
情感，包括亲情、情分、恩情等为基础的系统”（唐灿等，2009）。 对儿子
而言，养老作为传统规范下的责任，对应着家族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名
分和权利，而非单纯的抚育之惠，因此，儿子养老的身份化与功利化最
终将在同住中表现出更深的交换色彩。 但支撑女儿养老的更多是与亲
代的深厚感情，她们在代际同住中更可能表现出“不求回报”的倾向。基
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儿子是老年父母代际同住的偏好对象，且在代际同住中是
抚育型和合作型同住的可能性更高， 女儿在代际同住中是赡养型同住
的可能性更高。
子女的排行是另一个影响家庭责任分担的重要维度， 但过往研究
往往局限于对不同排行子女的教育获得的探讨， 忽视了这一属性在养
老责任分担中的意义。 基于传统大家庭的理想与农业社会对长辈地位
的维护，分家行为往往产生于父母去世后，或所有儿子都结婚后（阎云
翔，1998）。 分家时，兄弟之间基本上平等分担对父母的养老送终责任。
分家后，父母或选择与一个儿子共同生活，或在几个儿子家中轮流居住
（ Hsieh and Chuang，1985）。
在现代化进程中，分家方式发生了变化，家庭养老的模式也随之改
变。 20 世纪 50 年代的集体化运动削弱了家长对子女分家的限制能力。
80 年代以后，年轻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获得了比父辈更高的经济
收入，形成更强的个人权利观念与独立生 活 意识（阎 云 翔 ，1998；王 跃
生，2013），传统社会中推崇大家庭的氛围一去不复返了（阎云翔，2006）。
这些因素都导致分家的时间被提前， 分家的方式也从一次性分家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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