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5 - 《社会》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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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2·5

           进行了安顿。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习惯和伦理德性像是一层幕布,掩盖
           了“伦理”中兽性与神性、自然欲望与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努力在二
           者之间维持着某种平衡, 而自然德性和思虑德性的存在则标示出借由
           法律、制度和习俗搭建起来的伦理空间的局限性。 法律和制度从来就不
           是自足的、完备的,而是在根本上着眼并取决于人的德性。
               相比之下,在黑格尔这里,伦理中的法律和制度面向伸展为一个不
           依靠个体的德性就能够自足存在和发展的体系,它不断扬弃习惯、不断
           趋于理性化。 另一方面,人的各种欲望又可以不经由习惯的塑造,不需
           要成为德性,就能够作为“主体性”和“能动性”参与到伦理体系中,充
           当后者维持和发展自身的动力。 因此,这种无须德性的伦理生活分为两
           方面: 一方面是作为理性之体现以及由诸多法律和制度构成的自足而
           又完备的体系;另一方面则是各种欲望、主观情绪和任意性在体系中的
           释放,它们不会危及体系,只会为体系提供动力,并受到驯化。
               在黑格尔那里, 现代伦理生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市场和国
                                                             —
           家———正是经典社会理论认识现代社会的出发点和焦点。 后来的思想
           家即使并不赞同他对现代主体与伦理体系能够达成最终和解的设定,
           也不得不承认他准确地捕捉到了现代社会的历史独特性及其背后的理
           念。就此而言,黑格尔的“伦理”概念有助于我们澄清现代人对共同生活
           或“社会”的设想,以及它与传统伦理理念之间的关联和距离。尤其是当
           古代伦理中的法律和制度面向借助现代市场和国家的各种法律和制度
           的发展伸展为一个自足又完备的社会系统时,它遗弃了什么东西,又遗
           留下什么问题?
               五、 现代伦理的历史基础及其界限

               自 18 世纪后半叶以来,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犹如一
           对车轮,碾碎了各种传统共同体和政治组织形态,颠覆了各种古老的习
           俗和宗教形态,将起源于西欧的现代生活方式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将
           所有人都卷入这架日趋理性化的机器之中。
               众所周知, 现代市场经济活动带来的新型社会关系和政治组织形
           态构成了不同经典社会理论传统回应的共同问题, 对这种新型生活方
           式的反思和校正一直都是社会理论关注的焦点。 基于市场交换和劳动
           分工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彼此依赖、相互合作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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