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8 - 《社会》2022年第4期

谁主认同？

李汪洋、谢宇，2015）。以往研究也发现，随着市场化的加深，职业的性别
隔离程度随之上升，男女之间收入差距有拉大的趋势（蔡禾、吴小平，
2002；Shu，2005；Zhang，et al.，2008；李 实 等 ，2014）， 劳 动 分 工 方 面 也 出
现了女性劳动参与率降低的情况（彭青青等，2017）。 这些都会增加女性
在经济上对丈夫的依赖程度，也引发了研究者关于性别观念向传统“回
潮”的讨论（贾云竹、马冬玲，2015；杨菊华，2017）。 这些变化反映在阶层
认同上，则是女性的阶层认同由偏向“独立型”向“地位借用型”方向的
变化（许琪，2016，2018）。 因此，新中国建立初期出生的世代，受改革前
国家政策与政治话语的影响较强， 之后的世代则更多受到市场化改革
对女性地位冲击的影响。 由此，我们提出与假设 1a 相竞争的女性地位
认同的“传统化转向假设”：
假设 1b：随着世代的推移，相较于自身客观阶层，中国女性的阶层
地位认同受丈夫客观阶层的影响不断变大。
当然，以上两个假设并未包含所有变迁的可能性。 例如，尽管在改
革初期，较早的世代受市场化的影响出现传统性别观念回潮，但更年轻
的世代（如“80 后”）受计划生育政策和教育扩张的影响，自幼就在一个
性别关系相对平等的环境中长大，性别平等观念可能更强，阶层认同也
更多由自身的阶层决定。 因此，丈夫对女性阶层认同的影响也可能会呈
现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特点。
（2）出身阶层与女性阶层认同
如理论回顾部分所言， 出身阶层同样会对女性的阶层认同产生影
响。 而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变迁背景使父辈阶层
的作用可能会随着世代的推移而发生转变。
以现代化逻辑来看， 传统社会个体的社会成就和阶层认同主要由
出身背景决定，在工业社会中则转变为由后天禀赋（如教育程度、努力
情况） 决定， 越来越少地 受 到 阶 层 出 身 的影 响（Treiman，1970；Curtis，
2016）。 在中国，改革后的工业化进程也极大推动了代际间的社会流动
（李路路等，2018）。 与父代相比，改革后成长的中国人普遍经历了教育
水平的提升和职业阶层的向上流动。 这些都可能会推动女性摆脱原生
家庭的影响，削弱家庭背景对自身阶层认同的作用。 由此，我们提出阶
层出身对女性地位认同影响的“现代化变迁假设”：
假设 2a：随着世代的推移，相较于自身客观阶层，中国女性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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