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9 - 《社会》2022年第4期

社会·2022·4

地位认同受父亲客观阶层的影响不断减小。
但中国的社会转型也在某些方面增强了父代对已婚女性的影响。
其一，就代际流动性而言，改革前的政治运动与社会改造打破了原有的
社会结构，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代际的继承性，
降低了阶层出身对个体成就的作用 （ Parish，1981，1984；Deng and Treiman，
1997）。 而改革后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取消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
收入差距开始拉大， 不同阶层和文化背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也有所
不同。 这一转变增强了父辈阶层对子代阶层流动和地位获得的影响（李
路路、朱斌，2015；Zhou and Xie，2019），进而强化了阶层出身对女性阶
层认同的作用。 其二，中国历来就有比西方更为紧密的代际联系，体现
在代际抚养和反馈方式、经济支持与情感慰藉、日常照料与居住模式等
方面（王跃生，2014；许琪，2018）。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代际之间的种种
联系不仅没有因现代化进程而衰落，反而在经济风险、婚姻风险增大的
背景下有所强化（杨菊华、李路路，2009；刘汶蓉，2016；石金群，2016；曾
旭辉、李奕丰，2020）。双方父母对子女买房的支持、隔代照料和“啃老现
象”，都是这种亲子结构强化的具体表现。其三，计划生育政策也极大影
响了家庭继承关系和女性在代际转移中的角色。 独生子女一代的出现
提高了女儿在代际功能关系中的作用， 使家庭出身成为影响女性阶层
认同更为重要的变量（王跃生，2016；郑丹丹，2019）。 基于以上三点，我
们提出阶层出身对女性地位认同影响的“传统化转向假设”：
假设 2b：随着世代的推移，相较于自身客观阶层，中国女性的阶层
地位认同受父亲客观阶层的影响不断增强。
同样， 我们应该考虑到父代的阶层的影响也可能是非线性的。 例
如，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代际流动的增加，家庭出身的影响有所减
小， 但随着近年来全社会收入差距的拉大和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家庭
继承关系的变化，家庭出身对女性的影响又开始提升。 囿于篇幅，这些
可能性在此不再赘述。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丈夫与父亲的影响都存在现代化变迁与传统
化转向两种可能的方向，但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存在差别，相同的推动
因素的作用结果也有差异，因此，二者并不一定同步变化。 例如，计划
生育政策客观上可能会通过推动性别平等的 方 式 降 低 丈夫 对 妻 子 阶
层地位认同的影响，使其向现代化方向转变，在代际关系方面，却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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