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5 - 《社会》2022年第3期

社会·2022·3

级和国家的大众时尚为目的，以“救亡图存、发扬国光”为最高理想的转
型机制。 而近代京剧也在“为艺术而艺术”与“为社会而艺术”之间找到
了现实平衡，这使得京剧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风靡全国，成为跨越不
同社会阶层的时尚，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高雅艺术的代表。 基于此，
下文将进一步总结近代京剧转型过程中的机制与特点， 并结合今天京
剧的具体情况思考其中的得失。
（一）高雅化与跨阶级性
京剧的“高雅化”并非出于适应社会等级和审美区隔的需要，尽管
在其高雅化的过程中，上述因素也在发挥作用。 京剧自诞生之初就具有
“矛盾性”： 一方面， 它是由于四大徽班进京为乾隆皇帝祝寿，“徽汉合
流”而生的，京剧天生就带着“内廷供奉”的“荣誉”任务；而在较长的一
段时间中，京剧又紧密地与底层人民生活在一起。 因此，我们很难说京
剧的“高雅化”是为了“区隔”，以形成不同群体间的比较标尺。 区别于
莱文（ 2017）关于莎士比亚剧作“高雅化”的论述，京剧在“高雅化”过程
中并没有排斥普通大众，而是更多地在“游戏性”的基础上增加了大众
能够接受的审美趣味 （郭宝昌、 陶庆梅，2021：60-62）； 也不同于鲍曼
（2020）对好莱坞电影“高雅化”的探讨，京剧自诞生之初就不是下里巴
人，而是同时流行于各个社会阶层中；更不同于迪马乔（DiMaggio，1987）
所举的波士顿交响乐团的例子，京剧的“高雅化”不是精英阶层为了实
现 区隔 、分 类 以及 商 业 利 益 的产 物 ，而 更 多地 受 他 们 的“理 想 ”与“趣
味”驱动。在民国时期，剧院老板对京剧发展的影响远小于由文人、资本
家、官僚组成的“捧角儿家”，后者主要服务于艺术及艺术家本身。 由梅
兰芳等人所提倡的京剧“昆曲化”“高雅化”运动，实质上就是为了使它
更加符合现代审美的需要。换言之，京剧的“高雅化”不是要获取某个阶
级的青睐，而是为了获得“现代人”的认可。 从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即便是胡适、余上沅、梁实秋等接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的新文人，在“国剧
运动”“梅兰芳访美”等事件后，也笃定地认为京剧是一种具有极高价值
的中国艺术形式。
（二）工具化与去商品化
如上文所述，在谭鑫培的时代，京剧还是“亡国之音”，但“国剧运
动”之后，通过梅兰芳、周信芳等伶人及文人团体的努力，京剧逐渐起到
了启发民智、宣传革命思想的作用。 因此，当西方艺术试图突破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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