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9 - 《社会》2022年第1期

社会·2022·1

治实践（涂尔干，2020f：347），其直接结果是“当个人权利被置于国家之
上时， 任何可以为侵犯个人做辩解的国家理由都不存在了”（涂尔干，
2020e：558）。 换言之，涂尔干（2020e：566-567）认为，卢梭式个人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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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困境在于， 如果坚决捍卫个人权利， 那么就会扰乱公共行政的运
行，危及国家的安全。 所以，当所有人的关注点都聚焦在有关公共生活
机构设置的议题上时，这种政治实践就被锁定在这种困境之中。 不仅如
此，由于政治自由在此过程只被当作目的来争取，人们压根“不知道如
何处理这来之不易的自由”（涂尔干，2020e：568）。
由此可以看到，在涂尔干职业生涯刚开始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但凡论及社会学史，他都要强调科学与技艺的区别。 不过，常常被人忽
视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涂尔干（ 2020d：210-211、221）还指出，这种发
端于 18 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重心仍然是政治思想。 用涂尔干
（ 2020d：599）后期的话说，“就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和经历的这些事情（指
经济生活）来说，那些关于个人和国家行动的古典理论可以给我们提供
的经验是如此之少”。 涂尔干（2020d：598）认为：
我们越是探究 19 世纪的历史发展，就越发会认识到这个
问题的重要性。 在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它就日
益成为了我们政治生活的重中之重。 先辈们热衷于争论的那
些问题——议会到底应该设立一个还是两个， 行政和立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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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所得税的问题，教会和国家的关系，等等———都让
位给了关于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越来
越主导和统括了其他所有问题。
所以，这种科学与技艺的分离实质上是要找到一门新科学，用来处
理现代自然法传统下政治哲学无法处理的新的复杂现实。 换言之，新的
科学理论不但要回应自卢梭以来的自由主义难题， 还要回应新的经济
现实带来的挑战。 涂尔干认为，只有寻求方法上的改变，才有可能摆脱
上述的双重困境。
然而，即便是到了涂尔干那个时代，他也不认为理论家们在“方法”
4. 基于法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和前文提及的社会学要确立其学科地位的观点， 涂尔干直
接批评霍布斯的地方很少，更多地是批判卢梭、斯宾塞以及一些经济学家的个人主义立
场， 或者说涂尔干笼统地批评自然法理论家或社会契约论的观点 （参见涂尔干，2020f：
133-136）。 涂尔干对霍布斯的观点就像对孟德斯鸠和卢梭的理论一样熟悉，他还专门讲
授过关于霍布斯政治理论的课程（涂尔干，2020d：61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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