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1 - 《社会》2022年第1期

社会·2022·1

没有在众筹平台捐款经历的占比为 25.3%， 而收入超过 10 000 元的青
年人，该比值为 23.1%。 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低了 2 个百分点，差异不
算大。 但当问及他们是否曾转发求助信息时，没有转发经历的人所占比
例分别为 39.04%和 47.65%，相差近 9 个百分点。 总体而言，捐款经历
的阶层差异较小，但高地位者更不愿意转发相关信息。 6
基于以上分析， 不同于公众认知的困难家庭更应获得捐助的社会
情感期待，我们认为实际筹款效果可能是全然相反的。 社会经济地位相
对较高的求助者发起的疾病众筹项目的获捐总额、筹款目标完成度、捐
赠次数和转发次数都相应更优。 反过来，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病患者
的项目传播范围受到其地位的限制，筹款相对有限。 其中，家庭具备的
文化资本是连接社会经济地位与求助效果的第一类弹性资源， 而基于
人际网络的社会资本是第二类弹性资源。 根据上述理论推演，本研究提
出假设如下：
假设 1：求助者及其家庭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互联网疾病众
筹的效果越好。
假设 2：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求助者及其家庭，通常更善于文字表
达和文案设计（文化资本更高），因而筹款效果更好。
假设 3：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求助者及其家庭，往往拥有更宽广的
人际关系网络且网络资源含量更高（社会资本更多），因而筹款效果更
好。
若上述假设成立， 那么有无途径可以消减众筹效果与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之间的正向关联呢？ 换言之，有没有办法可以缩小甚至扭转众筹
效果的底层劣势呢？ 在社会资本与社会不平等研究领域存在一个争论：
社会资本到底是“穷人的资本”，还是社会不平等的“放大镜”（DiMaggio
and Garip，2011）？ 一派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机制，会再生产甚至扩大
阶层间不平等（程诚、边燕杰，2014），另一派则认为社会资本对低社会
经济地位的群体更友好，是“穷人的资本”（Woolcock and Narayan，2000；
Grootaert，1999，2001）。 这种争论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学者对“社会资本”
的定义不同，前者强调基于个体的关系网络，后者强调具有公共物品性
质的普遍信任、社区凝聚力等（程诚、姚远，2014）。这一争论对于我们探

6. 有些可惜的是， 我们没有进一步询问被访者究竟是不想转发核心亲朋的求助信息，
还是不想转发外围关系的求助信息，抑或是都不想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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