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1 - 《社会》2021年第6期

社会·2021·6

使治理模式选择机制更为简洁。 若放松该假设，让中间政府提供资源，
只会使委托方面临的组织成本问题更加突出， 从而加强现有命题和结
论。同时，转移支付的现实也符合这一假设。近年来，中央对地方财政转
移 支 付 占 中 央 财 政 支 出 的 比 重 高 于 60%（2019 年 为 68% ，2020 年 为
70.3%），中央转移支付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占地方政府一
般性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稳定在 40%—50%（郑 垚、孙玉栋，2018；李丽
珍、刘金林，2019）。
最后是控制权内涵的延展问题。 以激励分配权为例，对干部的人事
任免权是中国政府治理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激励分配权之一，此外，中央
也可以通过“一票否决”、“目标责任制”、下达“军令状”等灵活方式改
变激励分配权。 比如，2016 年起中央在省以下生态环境部门推行垂直
管理试点，并将环境保护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方面，直接改变了原环保
部门的松散关联状态，上收了激励分配权。
由一般理论可知， 验收权和激励权在管理方与委托方的配置会影
响组织中的信息与资源流动，本文从这一角度对三种治理模式加以说明。
治理模式 1（高度关联型）：中央政府（委托方）同时拥有激励权和
验收权。 此时，任务的产出信息从基层（代理方）直接流向中央，资源从
中央直接流向基层，中间层（管理方）只是被动地执行指令而被虚化，缺
乏实际的组织功能。
治理模式 2（行政发包制）：中央政府（委托方）拥有验收权，中间政
府（管理方）拥有激励权。 此时，中央政府负责收集任务产出信息，并根
据验收结果将相应的财政资源分配给中间政府， 中间政府直接对基层
（代理方）进行激励与分配。信息从基层直接流向中央，资源则从中央流
到中间层，再到基层政府。
治理模式 3（松散关联型）：类似于常规任务，中间层（代理方）同时
拥有激励权和验收权。产出信息从基层政府（管理方）流向中间层后，继
续从中间层流向中央政府（委托方），中间层可能谎报验收结果。从资源
流动来看，中央政府根据中间层的上报信息，向下分配资源到中间层，
再由中间层向基层政府分配资源。 图 4 直观地描述了以上三种治理模
式中信息和资源的流动过程，其中虚线表示组织中信息的流动方向，实
线表示组织中财政资源的流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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