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6 - 《社会》2021年第5期

来自兄弟的“让渡”和母亲的“馈赠”：校外教育投入中的女孩占优现象与家庭偏好逻辑

纪 90 年代，阎云翔（2017：227-228）对下岬村村民的生育状况进行统计
后发现，年轻夫妇越来越满足于生养一个孩子，甚至是只生一个女孩，
生男孩已不是超生户生育二胎的唯一目的。
另一方面，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率、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女孩对
家庭的效用价值也大大增强。 首先，经济与金融业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
传统的养老文化，男孩作为家庭中人格化金融产品的属性已不明显，通
过“养儿”来“防老”也不是父母的首要选择（陈志武，2018：277）。 其次，
家庭中的情感因素越来越凸显， 逐渐取代了 完 全 工 具 性 的代际 关 系
（ Yan，2016）。 与男孩相比，女孩不仅在情感上更加体贴，而且物质回报
的功能也越来越明显（Gruijters，2018；Xie and Zhu，2009）。 相反，在一些
农村地区，性别失衡导致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竞争压力加剧，生养男孩对
家 庭 的 负 担 更 大 ， 因 此“养 儿 ” 的 动 机 已 不 再 强 烈（蔡 玉 萍 、 彭 铟 旎 ，
2019：80-81）；在城市地区，不断攀升的房价同样加重了父母养育男孩
的成本（Wei and Zhang，2011），相对于女孩而言，男孩给父母带来的幸
福感更低（陆方文等，2017）。
在这些经验事实的基础上， 我们有理由认为， 校外教育投入中的
女孩占优现象可能反映了在增加家庭效用和跨期收益的考量下，家庭
性别偏好所发生的转变。 考虑到在独生子女家庭无法直接检验性别偏
好状况，因此，多子女家庭的孩子是否有兄弟以及兄弟的存在是否会
对不同性别子女的教育资源获得产生差异性影响，将是检验父母性别
偏好的合理选择（郑磊，2013；郑筱婷、陆小慧，2017），所以我们提出以
下假设：
! H1：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在多子女家庭中，兄弟的存在会对女孩的
校外教育资源获得产生正向效应。
除了以上总体性关系，不同地域，尤其是城市和乡村的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存在巨大差异。 既往研究发现，现代化程度越高、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性别偏好就越不明显（Hannum，2005）；而相对落后
的农村地区，父权制文化更为盛行，男孩偏好更为强烈（盛亦男，2012）。
同时，与农村家庭相比，城市家庭的社会保障制度更为完善，父母“养儿
防老”的考虑相对更少。 相关研究也表明，在 20 世纪末的上海、武汉和
西安等大城市，与已婚儿子相比，已婚女儿（尤其是与父母同住的女儿）
比已婚的儿子为父母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支持（Xie and Zhu，2009）。 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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