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2 - 《社会》2021年第5期

来自兄弟的“让渡”和母亲的“馈赠”：校外教育投入中的女孩占优现象与家庭偏好逻辑

考量下同胞竞争的结果。比如在“重男轻女”观念较为严重的地区，部分
家庭通过牺牲年长女儿的求学机会， 让她早日出嫁或外出打工为兄弟
继续接受教育提供经济上的支持（Chu，et al.，2007）。 因此，这两种解释
机制虽然各有侧重，但并非孤立。 家庭资源总量成为代际资源分配的约
束条件， 家庭内的同胞特征和性别结构则成为代内竞争中子女获得资
源份额的关键影响因素， 父母对收益和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考量则
是这两种机制发挥作用的调节器。
本文难以穷尽以上两种视角的相关文献内容， 在粗略的梳理比较后，
本文认为，它们对深化研究问题的理论意义可概括为“一得一失”。
所谓“一得”是指，尽管不同范式在研究视角上存在较大差异，对家
庭的理论想象也不同，但有一个隐而不彰的共同特征，即家庭对不同性
别子女的资源投入差异或多或少受到工具理性的影响。 具体而言，文化
制度论视角下的家庭行为看似受文化规范和制度的约束而循规蹈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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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也潜藏着行为的变通性，关于“子宫家庭” 的讨论便是如此。 或
者说，在既定的文化制度环境下，男孩偏向的家庭行为是为了迎合社会
规范而做出的理性选择。 经济动机论更无需赘言，家庭效用的最大化正
是父母行为选择的根本目标。 如一些研究所强调的（郑丹丹、狄金华，
2017），随着社会转型和家庭行为取向的深刻转变，“个体的工具理性越
来越强地支配着家庭内部的代际互动， 从而令理性主义范式的解释力
大大增强”。 所以，我们亦将延续和采用理性主义的范式来解释本文的
研究问题。
而所谓“一失”则是指，这两种模式都是在相对静态的总体性逻辑
中展开的。 随着中国家庭结构的剧烈变迁和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构
建代际资源分配模式的主要支点———子女数量、 子女效用和父母相对
地位———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下文将详述），或者说家庭“偏好
系”已经发生了位移，由此表现出诸多混合性和异质性特征。首先，父母
主体的代际转换及子女对于家庭的效用发生了变化。 对此，既往文献主

6.“子宫家庭”（uterine families）是沃尔夫（Wolf，1972）在对 中国台 湾地区 家庭关 系的研
究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在传统大家庭中，女性不甘于被动从属的地位和角色，而在家
庭内利用各种资源，经营自己的小圈子，以争取 自身利 益，形成 了“家内 有家”的状 态。
“子宫家庭”的形成被视为女性家庭成员理性行动的产物，也是中国家庭成员理性合作
模式的一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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