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5 - 《社会》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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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1·5
是父母的小棉袄”“儿子是建设银行，女儿是招商银行”等说法就是十分
形象的证据。 最后，父母在家庭中的相对地位和两性关系也发生了明显
的改变，“年轻一代的妇女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自主权， 而且在家
庭生活转型的过程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阎云翔，2017：244）。 面对这
些转变，如果将代际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视为多因素影响的函数关系，
那么在简化模式中，当子女数量固定，家庭的偏好逻辑就取决于子女效
用和父母相对地位这两个因素。 因此，我们也将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来解
释本文的研究问题并分别建立研究假设。
图 2:代 际 资 源 分 配 模 式 的 转 变
（二）子女效用差异与家庭性别偏好转变
无论是将子女视为家庭的“耐用消费品”还是“耐用生产品”，代际
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产生的关键原因是儿子和女儿对家庭的效用不同
（贝克尔，2005：161-185）。 随着传统文化规范的式微和子女回报家庭方
式的转变，“重男轻女”的家庭性别偏好亦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
可以从生育性别偏好和养育子女成本收益的变化中找到证据。
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以多种方式直接参与和推动了家庭结
构变革、两性权力关系转变和家庭私人生活转型（参见阎云翔，2017）；
同时， 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条轴线上重塑了影
响性别差异的社会结构。 上述结构环境的变迁和家庭属性的演变推动
了新的生育文化形成。不少调查表明，“儿女双全”已居于家庭生育意愿
的首要位置（侯佳伟等，2018；宋健等，2019）；即使在农村，年轻母亲对
孩子性别构成的期待也发生了转变， 形成了“一男一女>两个女孩>一
个女孩≥一个男孩>两个男孩”的偏好排序（陈丽琴，2019）。 早在 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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